1969年,17岁的我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5团。1971年春节前,我所在的连队酒厂产出了高粱酒,正准备回家过年的我,顿时兴奋起来:我要给爸爸和叔叔带些高粱酒回去。盛酒需要容器,玻璃瓶易碎,同屋的上海知青小刘把一个崭新的军用水壶借给我,我盛满酒带回了家。望着爸爸和叔叔喝着来自黑土地上的纯高粱酒,我的心也跟着醉了。
临近春节,打扫卫生时,我一不小心把军用水壶碰到了地下,壶底掉了一小片漆,还有一个二分硬币大小的坑。我非常懊恼:小刘把一个崭新的水壶借给我,我怎么还给她?我真是一筹莫展。
春节过去了,离归队的时间越来越近,全家人都束手无策。一天,邻居高大叔听说我快要回连队了,特地来看望我。我向高大叔说起了心中的郁闷,只听高大叔说:“我拿走修修,肯定能给你修好。”
高大叔是汽车修理方面的高级技师。几天以后,他拿着一个崭新的水壶来了。我摸了摸壶底,发现原来的坑竟然不见了。我问高大叔是怎么弄的,高大叔说:“厂里的汽车大多是解放牌的,水壶上的漆和解放牌汽车上的漆是一样的。先用填充料把壶底的小坑抹平,再用漆把水壶重新喷一遍,一个新水壶就出来了。”高大叔修好了水壶,也把我的“心病”治好了。
归队时,我在水壶里装满了当地地产的油炸蚕豆,算是对小刘的愧疚和补偿,如今想起这些事仍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