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高洪驰

　　核心提示：1938年，国民党为阻挡日军进攻，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死，扒开黄河大堤，制造了震惊世人的千里黄泛区。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心关怀下，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克服重重困难，在茫茫盐碱滩上开垦出了中国最早的国营大农场——黄泛区农场。

　　几十年来，特别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特殊时期，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艺术家、老一辈革命家，或者他们的子女来到黄泛区农场劳动，为黄泛区后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时值黄泛区农场建场6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来到黄泛区农场，寻找他们的史迹，再次勾起人们的历史记忆。

　　本组稿件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黄泛区农场宣传部特别是翟国胜、钱国顺同志在资料提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一并表示感谢。

　　周恩来指示建农场

　　黄泛区农场位于西华县城西6公里处，昔日黄沙飞扬、洪荒遍野的情景早已经成为历史，今日的黄泛区到处楼房林立，林果飘香，成为了誉满神州的林果生产和良种生产基地。“黄泛区农场的成立，是与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分不开的。”回忆起黄泛区农场的成立，黄泛区农场宣传部部长翟国胜充满了对老一辈领导人的感激之情。

　　1938年6月，侵华日军占领豫东重镇开封后，大举西进，直逼郑州、武汉，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进犯，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死活，在郑州花园口扒开了黄河大堤。滔滔黄河水一泻千里，广阔的沃野被洪水吞没，受灾面积达5.4万平方公里，使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89.3万人命丧黄泉，1200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形成了灾难深重的黄泛区。

　　从黄河决口到1947年3月15日决口处封堵合龙，滔滔黄河水整整泛滥了八年之久。它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空前损失，而且导致生态严重恶化，土地大面积沙化和盐碱化，在黄泛区，许多地方黄沙深达数米。“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劫难后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1945年，日本投降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西华县设了救济站，帮助那里的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他们从供应衣食到开垦荒地，作出了很大努力，至1947年11月，联合国第三届大会决定撤销“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西华工作站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垦荒地累计超过45万亩。

　　1949年12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农业生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河南关于黄泛区复兴问题的大会发言后，对黄泛区复兴工作高度重视，决定组建黄泛区复兴委员会。1950年2月，“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正式成立，当时的中央财经委主任、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兼任主任，成员有财政部部长薄一波、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等。

　　1950年3月21日，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在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成立，3月27日，局机关由开封搬到黄泛区的腹心西华县城黉学庙。当时复兴局下设机耕科、农业科、宣教科、财务科、医疗队等。4月，中央农业部又分配给复兴局70多名拖拉机驾驶员，组建机耕大队进行垦荒。复兴局成立后协调当地政府，组成了几十万人的治河大军，先后疏通了颍河、贾鲁河及双洎河，排除了内积水；积极开展卫生防疫工作，防疫治病170多万人次，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等多种疾病的蔓延；同时动员和帮助回乡农民继续开垦荒地，重建家园。一年多的时间里，累计开荒1000多万亩，其中机耕40多万亩；随后，在扶沟县练寺镇、西华清河驿乡建起了两个大型苗圃，在西华县西夏镇建起了一个农场。

　　据《黄泛区农场的由来》记载，1950年12月，赵一鸣、路岩岭受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复兴局局长吴芝圃委派,赴北京向复兴委员会汇报工作，周总理亲自到会听取汇报。赵一鸣、路岩岭汇报了黄泛区复兴局一年来的工作，周总理听后对黄泛区复兴工作非常满意，并指示：耕地可以按户分给农民，三年不缴粮。“地多人少，农民分不完，黄泛区可以建个大农场。”大家齐声同意。经过紧张筹备，1951年1月，在原复兴局的基础上黄泛区农场正式建立。 

　　路岩岭：建设农场的先行官

　　黄泛区农场的发展，凝聚了一代又一代农场人的心血，在黄泛区人的心目中，路岩岭幽默的话语以及带领大家种苜蓿固风沙的务实作风，一直让他们刻骨铭心。

　　1950年春天，刚脱下戎装的路岩岭，毅然告别城市生活，来到黄泛区，带领返乡农民垦荒种地，组建机耕队和防疫队，协同当地政府治理颍河、贾鲁河、双洎河，开垦荒地等工作。黄泛区农场成立后，路岩岭成为首任黄泛区农场场长。

　　据黄泛区农场退休职工、现年85岁的吴显明老人回忆说：黄泛区农场建场初期，到处黄沙弥漫、杂草丛生，有的地方蒲草黄蒿深可没人。春天，一夜的飞沙能填平新挖的树坑，拔走根浅的禾苗，人们在帐篷内过夜，天明被子及其他物品上可见一层铜钱厚的沙土；夏天，天气炎热异常，由于到处是不毛之地，人们很难找到一处乘凉的地方；秋天，雨水连绵，积水遍地，因没有雨具，人们常冒雨赤脚下地干活；冬天，栖帐篷睡行军床，御寒物就是一身棉衣一条被子。如何锁住风沙狂魔？路岩岭陷入了思考，经过考察论证，决定引进苜蓿，充分利用苜蓿根系发达、耐寒耐涝的性质固沙防风，同时利用叶茎饲养牲畜。为引进优良的苜蓿，路岩岭亲自前往甘肃查看，经过多年的轮番耕作，狂傲不羁的风沙在路岩岭和广大农场职工面前低下了头，土壤肥力也有了很大增强。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黄泛区农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不毛之地披上了新绿，盐碱地上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成为当时全国八大样板农场之一。

　　路岩岭幽默风趣的性格给黄泛区人留下了永久的思念。吴显明老人说，当时烟草供应很紧张，农场职工抽烟要凭票供应，为照顾烟瘾大的职工，每逢开会临结束时，路岩岭都要派人把经销商叫到会场，并且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带一些烟来。散会后，领导们全部走后，职工们就会把经销商围起来，破例买一些卷烟带回家。每逢这时，路岩岭假装看不到，职工们买到烟后高兴地跑开了。

　　十年动乱期间，路岩岭被打成“黄泛区农场头号走资派”而惨遭迫害，受尽折磨。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路岩岭离休后还经常过问黄泛区农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表现出对祖国的农垦事业无比热爱。

　　张延积:真抓实干树丰碑

　　1951年冬，张延积受上级委派来到黄泛区农场任党委书记。张延积在黄泛区农场尽管只工作了四年多,但他那真抓实干和工作务必求落实的工作作风，却给广大干部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12月，张延积出生在山东省肥城县安临站乡东张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37年，张延积跟随父亲参加了泰西抗日武装起义，成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的一名战士，1938年5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1年冬天，张延积被上级派往黄泛区农场工作，刚到黄泛区时，到处是弥漫的黄沙和蒲草。张延积没有被这些所吓倒，他和其他场领导一起，带领垦荒队员在荒凉的土地上斗风雪，战酷暑，垦荒造田，改良土壤，谱写了一曲惊天动地的垦荒曲。

　　“张延积对工作抓得很死，只要是厂里布置的事必须落实。”81岁的黄泛区离休职工冯令本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55年春季的一天清晨，张延积散步来到黄泛区农场一分厂，看到麦田里许多牛犊在啃青，于是找到时任一分厂畜牧队队长的冯令本，严肃地说：“现在麦苗已经返青了，再让牛犊啃青，小麦肯定要减产，要想法把牛犊圈起来。”冯令本连说：“好，好，一定照办。”但是，冯令本考虑到当时的牛犊太小，圈起来饲养一定会影响长势，张延积走后，冯令本就把这事放到了一边。刚吃过午饭，张延积又一次派人找来了，询问牛犊是否圈起来了，由于当时人手少，而且又制定有放养计划，冯令本再一次应付过去。

　　没想到到了当日晚上，张延积又一次找到冯令本，再次询问牛犊是否圈起来了。“那时，我感到脸很红。”冯令本没有再应付，而是连夜用玉米秸夹起一个圈，将牛犊圈了起来。

　　“他还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的人。”冯令本回忆道，1953年秋播工作结束后的一天，张延积和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六分厂察看播种情况，在一块大豆田里，张延积发现有几垄大豆没有播种，于是一人在地头等待，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找来分厂领导，询问他们的播种情况如何，是否有漏播现象？分厂领导回答说“没有漏播现象。”分厂领导的回答使张延积很不满意，他随即把漏播的地方指给分厂领导看，对他们工作不负责任进行了严厉批评，并要求迅速进行补种。

　　张延积的朴素和节俭在黄泛区农场是出了名的。退休职工康中恒回忆说，1953年冬耕开始后的一天，张延积到田间检查工作。在一块机耕地头，张延积闻到了一股汽油味，于是就问是咋回事，拖拉机手告诉他说是不注意把汽油洒在地上一点。“真的是一点吗？”张延积随手拿起旁边的铁锹将洒有汽油的沙土一点一点挖起来，直到挖出的泥土没有汽油味，此时地面已经形成一个小坑。拖拉机手见状后承认是自己不小心，把盛汽油的塑料壶碰烂了，汽油漏到了地上。张延积对那位拖拉机手狠狠地进行了批评，“国家的财产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呀，咋能因为自己浪费掉呀。”

　　1956年4月，张延积调离了黄泛区农场，但是他时时关注着黄泛区农场的发展。他离休后，多次到黄泛区农场进行调研活动。2001年，80岁的张延积老人还兴致盎然地为黄泛区农场题词“总结奋斗历史，再创未来辉煌”。

　　万伯翱魂牵梦绕黄泛区

　　万伯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同志的大儿子。从1962年到1972年，万伯翱作为一名知识青年在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度过了整整10年不平凡的岁月。

　　黄泛区农场宣传部部长翟国胜满含深情地回忆道：1962年刚刚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中国，处于国民经济恢复调整时期。国家动员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决定送儿子到农业第一线去锻炼。

　　1962年9月，万伯翱携带妈妈特意送给的一条旧被子和一件灰军衣，一条毯子，几件换洗衣服和一只洗脸盆，和父亲赠送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两本书，来到黄泛区农场。

　　万伯翱来到黄泛区的时候，农场虽然经过10余年的开垦，已是果园葱郁，但是对于自幼在大都市长大的万伯翱来说，这里的一切依然是十分艰苦的。

　　万伯翱来到农场不久，就投入到了紧张的“三秋”劳动中。有一次，他正准备去场部看电影，气象站通知晚上有雨，他立即同大伙儿一起去抢收晒在晒场上刚收获的黄豆。老工人照顾他体弱力气小，不让他扛运沉甸甸的大麻袋，但是，他还是憋足了劲冒着大雨扛麻袋。等场上的黄豆全部进了库房时，他已经冻得嘴唇发紫，成了一个“落汤鸡”。由于淋雨受了风寒，当晚他发起了高烧。第二天，烧还未退尽，他又随着大家一起出工了。

　　当时的黄泛区农场还没有用上自来水，一切用水都需要自己一桶一桶从井里提，宿舍也极其简陋，住的是草屋，睡的是地铺，点的是自制煤油灯。刚到农场时，他每月工资仅22元，吃的每天多半是红薯加咸汤，有时也吃些高粱花卷馍。万伯翱当时有两个瓷盆，小盆用作刷牙吃饭，大盆用作洗脸洗脚，唯一“奢侈”品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他时常把它带到田间地头，休息时或听新闻，或听戏剧，工人们很是开心，使单调的生活增加了一点乐趣。万伯翱不吸烟，不吃零食，穿的衣服全是旧的，衣服烂了，自己学着缝补。

　　在艰苦的劳动中，万伯翱学会了打药、剪枝、施肥、锄地。打药特别苦，三伏天穿着工作服，戴着草帽、口罩，用手举着喷杆向果树打药，许多老职工都受不了，但万伯翱硬是挺了过去。万伯翱从小喜欢文学和写作，下乡以后尽管劳动很苦很累，但还一直坚持读书学习，《莎士比亚戏剧》、《郭沫若选集》等中外名著及中外文学史都是他时常翻阅的书，他还经常抽空写一些表扬好人好事的稿件。

　　几十年过去了，黄泛区农场仍然在万伯翱的魂牵梦绕中。2008年6月11日，万伯翱重返黄泛区，寻找当年劳动时的足迹。在一处30多年前给苹果树打药的药房前，万伯翱还兴奋地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