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谈“十三钗”：她们跪着，原谅了全世界

　　身为女性，严歌苓更多把视角放在女性题材上。写小说《金陵十三钗》，是她一次对历史和女性的回望。说起小说和剧本的创作，严歌苓依然很激动，“这是一段屈辱的历史。魏特琳的日记有小小的记载，20多个妓女站出来，让更多的良家妇女不被带走。这些最阴暗最黑暗的场景，催化了她老年的抑郁症，最后她绝望自杀。这段记载引发了很多人的创作，这样的一群女人，为了别人献出她们自己。这些在人们看来是非常下贱的，低贱的女人，但是她们有着巨大的悲悯心。我喜欢关注她们，我的小说《扶桑》里也有这样的女人。这些女人，她们是跪着的，是低贱的，但是她们跪着，却原谅了全世界。这种女人，给我很多感动。”于是，严歌苓选择用这样的角度来写战争，“这也是我的擅长，用女性的悲悯，来对抗战争惨烈，用最后一点脆弱的良知，来对抗黑暗和罪恶。”至于取名《金陵十三钗》，灵感来自金陵十二钗，十三这个数字，在国外是不吉的数字，我用十三也是预示南京的悲剧。

　　《金陵十三钗》剧本打磨了5年，严歌苓笑称自己几乎是“一鱼五吃”，“原来是中篇，后来又写了个长篇，又写了个英文中篇，还有电影剧本，加上现在还有一个劝不住的投资人邀我写电视剧，整整五吃。”其实，严歌苓自认不是个好编剧，尽量避免创作电影剧本。开机时赴南京参加开拍仪式也只想凑凑热闹，没想到就被拉进编剧里来了，拿到刘恒的剧本一看，“感动得久久出不来，难道我还敢在这样的剧本上动土吗？”而张艺谋解释，刘恒的二稿剧本已然很好，但因为电影里有很多英文的海外的东西，严歌苓是内行，她是可以用英文写作的。影片中，贝尔和乔治的对白，都由严歌苓帮忙，刘恒仍是剧本主力。严歌苓笑称，“我的用场是给电影来点女人香，给电影烫了头发，蹬上了高跟鞋。”

　　一鱼已经都五吃了，严歌苓本以为对这条鱼已吃腻，但当她首次看粗剪版时，她还是惊呆了。在电影书《我们一起走过》的编剧自述，她谈到第一次看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感受，“屏幕上展现的是完全新鲜的，甚至我不敢相认的生命！它的丰美和惨烈，它的深度和力量，让我完全忘记自己跟这个艺术生命体还有什么关系。……所有我预知的故事转折，都给我冷不防的震撼，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已经冷在腮上。”

　　刘恒：为写《十三钗》逛遍南京的教堂找感觉

　　严歌苓看《十三钗》初剪版哭了，编剧刘恒也是如此。在编剧自述《缘分的力量》中，他第一句便说：“看片子看到要害处，不由得泪下，心想这事成了。天命之年过后，泪水竟然成了我的试金石，不仅可以探知艺术底蕴的深浅，还可以预言作品的成败。”

　　严歌苓优雅而敏感，年近60的刘恒则浑身散发冲淡平和之气。算上《菊豆》《秋菊打官司》，这是他和张艺谋的第三次合作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合作之间，差了近二十年，现在大家都已年近花甲。那么好的朋友，怎么不多合作？张艺谋坦言有自知之明，很多剧本是不好意思找刘恒写，“剧本这个东西没法约。没有合作的我一定不麻烦他，既然是好朋友，你得了解他。这东西他肯定看不上，你也别找他，他也不要抹不开面子。但这部戏一定要找他，他的现实主义功力，和他对于人物的刻画，是我需要的。”看来，老谋子一点也不糊涂，以前他拍“那些电影”的时候，都是揣着聪明装糊涂呢。

　　不管怎么说，《金陵十三钗》用刘恒绝对是用对了。张艺谋开拍之时就感慨：“《金陵十三钗》改编后的本子，是我当导演20年来碰到的最好剧本，这样一个本子捏在手里，我常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而写作《金陵十三钗》并不是一件坦途，刘恒透露，故事都是发生在教堂里的，自己对教堂所知甚少，也因此，他跑遍了南京，以及江南的教堂，在现场感受教堂的气氛。这一段江南采风，让他“沉睡的灵感有了活力。”

　　刘恒老师告诉记者，写《金陵十三钗》也是一个克服自己局限性的过程。“人都想达到新的高度，对自己的职业有高期待，我自己也是。但每个人都有局限性，怎么突破局限性，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所以，刘恒也特别佩服张艺谋，“他是年青人的榜样，懂得坚持和隐忍，即使是处在最低谷时，也从不管别人说什么。”

　　而对于自己，刘恒坦言写作《金陵十三钗》时屡遇瓶颈，十三钗为什么最后能舍弃自己换下女学生？困惑压制了哀伤，自己的笔说服不了自己。第一稿就成了废稿。这时候，来了汶川大地震，“击碎了我和人物之间的隔膜，受困于敌寇的人，和地震废墟下苦苦求生的人，一切的相濡以沫之举都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效，催人泪下则必在情理之中。”就这样，苦涩的文思复活了。

　　《金陵十三钗》之成，刘恒的剧本被评为是首要之功，但刘恒并不敢居功，“剧本还是有很多不足，经过导演之手，那些缺陷被补足了。再加上严歌苓的原著是优良的种子，我只是起浇灌作用。电影挖掘的是人性的善良，以善良对抗恶，人性的善良是一个金矿。”

　　（马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