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权

　　近日，新修订的《辽宁省消防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对这一新规，社会好评如潮。

　　这一新规定的确值得赞扬，但是，我们也需要警惕容易发生的误读。

　　关于未成年人见义勇为问题，其实是从误读开始的。

　　《条例》的新规定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救火少年赖宁。这个因主动参与救火而牺牲的14岁孩子，在当时掀起全国学习的热潮，甚至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但即便在当时，宣传初衷，其实也是有意淡化救火行动本身，而是强调赖宁的全面素质的。

　　误读为宣扬“见义勇为”，与上世纪80年代尊敬英雄、对个体生命价值重视不够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

　　这一误读，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的1991年，就曾经引发了社会性的讨论。这种讨论，丰富和明确了见义勇为的内涵，可以说，是对公众的理性启蒙。到2003年，上海新版中小学生守则首次避开了“见义勇为”的字眼；同一年，北京市把“敢于斗争”从学生手册上删除，表明了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问题认识的成熟。

　　值得重视的是，条例本身是好的，但目前对这一条例还潜在着新的误读。许多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将其简称为“立法禁止未成年人参与救火”。事实上，“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救火”与“禁止未成年人参与救火”，完全是两回事。

　　法律明确禁止的，是错误的行为。组织未成年人参与救火是错误的，迄今为止，也很少见到相关的组织行为。相反，见义勇为，从来都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无论对成年人或未成年人皆然。之所以不鼓励，不宣传，不是因为其错误，而是因为其危险。孩子天性善良而且热忱，但尚缺乏规避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即便不宣传和鼓励，甚至在经过大人的教导之后，也可能会在具体情况下自发行动。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预防悲剧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其高尚性质依然没有改变。

　　因此，需要正确理解：辽宁立法，是对“组织”的限制，不是给孩子道德教育上枷锁。家长对孩子的道德与安全教育的关系理解，其实已经比较成熟。如果产生误读，倒真可能发生道德教育的退步。

　　还有一些题外话：对社会的夸赞，立法机构其实不足以引以为豪。夸赞是因为这一规定顺应了民意，就条例自身而言，它只是做了本来应该做、甚或可以说早就应该做的事情。结合广州刚出台的“拾金不昧自愿奖励”征求意见稿，可以看出，法规条例的细化和人性化已经是整体趋势，这才是最可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