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善，永远是尘世里的一抹清新光色。但善的厚度，与涵养的土壤紧密关联。只要社会为其“保温”，呵护每寸善的微光，才能避免无序猜疑的灼伤，抑或困顿境遇的冷却。近日的两则新闻，就不乏启示：6月7日，辽阳市民仲丛贵开车时，听到有人落水呼救，他停车将人救上岸，之后却发现，车里装着女儿婚礼金的包被偷；3日，在广州，一名黄衣男子托起悬挂在4楼阳台的女童，被称作“托举哥”，10日，广州多部门为他送去5万元奖励金，并欲为他推荐工作。

　　多面的现实，总为我们并呈美好与缺憾。从同质化的新闻里，我们会读出“社会不缺善心资源”，也能品出生活的斑斓：譬如，“搀扶老人反被诬”，“见义勇为却落得残疾”。这般繁复景象，总让人五味杂陈。它给人一种凄然解读和消极暗示：助人难以“为乐”，倒是会“为祸”；善因与善果，有时会倒挂。基于此，“好心人免责”，常被置于公共议程。在动辄曝出的“××版彭宇案”后，总会有“法律当庇护好心人”的呼声涌起。让好心人不吃亏，无疑需要常态化的励善黜恶机制。

　　仲丛贵的救人善举，慰藉人心，遗憾的是，“道德成全”对应的却是物质损失：趁其救人之机，“黑心人”偷了其皮包。尽管他说“今后还会救人”，颇显境界，可物品被偷，终究让他感到寒心。网友为此呼吁：政府应建“好人基金”。而“托举哥”的见义勇为，则迎来温馨收场：在“好人通缉令”下，他被发掘出来。各部门的慰问金、工作推荐，女童家人的言谢，让“暖流”双向地溢动，也让善行邂逅了一场好的结局。

　　行善，固然取决于人心向度与价值固守，不可否认，人们在做道德选择时，无法绝对地远离现实利益的计量。虽说“法律裁量失衡”“行善代价过大”等不是冷漠挡箭牌，可要人们“舍己助人”，终是道德苛求。洁癖式视角，不宜忖度人性的长度；在物质上为好人“兜底”，才能增强善举的道德向心力。

　　人们常言，“好人有好报”。它不是简单的“因果论”，而是寄寓了人们对善之良性循环的期许。可让好人收获善果，不能只靠“好人一生平安”的馨香寄语。道德话语的劝勉，再怎么动情，也代替不了现实回报。适当补偿与报酬，让“英雄”免于生活末路，让好人不致流血还流泪，无伤道德的纯洁性，反而会提升公众的行善积极性。在此角度上，设“好人基金”，奖励救人者，都应成激励机制的题中义。

　　成熟的社会，会为每份善“保温”。个体之善，在制度化激励中扩散，才会在增强人们的价值认同之余，打消那些“做好人却无好报”的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