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琪

　　广州媒体近日采访香港食卫局局长周一岳，其中有些内容颇发人深思。周一岳坦言：香港的肉和菜基本都是依靠内地专门供港的菜场、猪场而来，供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99.999%，这在全世界都是很难得的。

　　相比之下，内地的各大城市，恐怕没有一个城市的官员敢保证自己城市食品的安全率。这真是一个让人很无奈的现实，经济上可以超英赶美，物价上可以胜过纽约伦敦，可食物安全一项总是警报频频，这就是城市的“水桶短板”。你还能骄傲地说自己这个城市是国际大都市吗？

　　毋庸讳言，香港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独处的区位环境，内地常见的假冒伪劣食品等，都相对容易被过滤和阻挡于特区之外。同时，有专门农场承担供港任务，这也造就供港菜蔬食物近乎百分之百的安全率能够实现。相比之下，国内一些大城市可说是不设防的，外地不良食品如同细菌一般无孔不入，本地黑作坊更是当地经济的组成部分。再加上某些职能部门日常监管缺位，只靠突击式打击至多起到一定的消毒和驱逐作用，要想杜绝黑恶食品好像基本是不可能的。

　　不过，同样值得反省的是，我们的供港食品质量标准是建立在香港人需求上的。我们能做到的，也是香港所需要的。也正因为香港有长期日臻完善的一整套质量体系和“公众第一”的价值观，才铸造出稳定的食品安全平台。无论食品是来自大陆还是外国，通通都要在这个平台上“照肺”，抽检不合格立即对社会警示，并实施下架、封存、驱逐出境。同时，从政府到消委会都会主动协助消费者向生产商、经销商索偿。让输港食品真正处于政府监控和人民举报的汪洋大海中。

　　反观国内许多城市，各种问题食品的生产者既有不知名的小作坊，也有声名赫赫的大企业。基层政府和经济的密切关联，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某些监管部门，不是首先为公众健康服务，而要唯上级马首是瞻，领导打个招呼，有多大的问题都保下来。这也造成某些品牌产品屡被曝光问题，却毫发无伤。

　　虽说食品行业的混乱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许多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一阶段，但作为以食为天的百姓，还是企盼着食得安。其实，现今的食品安全，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理念和制度问题了。政府要维护公众安全，和不良食品作战，最终还是要和整个时代的粗放型发展作战。有人说应像惩治醉驾一样治理食安危机，遗憾的是，醉驾的是公民个人，公安一管到底无人不怕。而食品问题却是有组织、有背景的社会与行政积弊的恶果，岂是靠运动式的打击就能搞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