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玉

　　9月8日，麻城市顺河镇部分小学生扛着课桌上学的情况经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麻城市政府决定，在地方财政原已投入400万元的基础上，再筹措500万元专项资金，一次性解决课桌椅问题，同时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开展认捐活动。据介绍，截至9月7日，麻城市顺河镇3000名自带课桌上学的学生，全部用上了新的标准课桌椅。全市党员干部已认捐26万余元，为学生购置新课桌。

　　一段悲悯的故事，总算有了个不错的结尾。当然，若置于长远视野考量，那些偏僻之地的孩子们，会有怎样的未来，仍有待观察。舆论的关注，追加的拨款，或可解燃眉之急，或可息一时之怒，但终究算不得治本之策。因为，如你我所知，“扛课桌上学”，实则只是诸多教育缺憾之一种。

　　发展教育事业，若本着“曝光一事解决一事”的思路，难免有扬汤止沸之嫌。诚然，在湖北麻城，“扛课桌”曝出后，当地职能部门反应之快，行动之有效，令人激赏：极短时间内，不仅风口浪尖的“顺河镇”，配齐了新课桌，且整改的风潮，深度扩散到“全市”层面，也算做到由此及彼、举一反三。但公众也当看到，它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仅以“课桌添置”为诉求。名曰“专项行动”，实质上也是“点到即止”。

　　值得注意的是，课桌添置过程中，当地还开展了广泛的“干部认捐”活动。这一方面说明，当地官员具备可观的善意基础；却也昭示出，“课桌经费”未必事先写进“财政预算”。可依靠临时拨款、发动爱心等“应急”手段，到底能换回怎样水准的教育条件？又能将之维持多久？“围观改变现实”，而当“观众”离场，事情会否又故态复萌？

　　课桌风波，解剖维度是多面的。有人看到舆论的力量、职能者的行动力，有人看到基础教育资源的缺位。其实，即便换上“新课桌”，诸如顺河镇等落后地域，部分学校的软硬件配置，也远谈不上“合格”：且不说师资、膳食等高阶要件，起码的安全校舍，在很多“穷乡僻壤”，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自扛课桌到标配课桌，麻城的变化，让公众见识到“监督的力量”。然而，推进教育的地域平等，不能只靠媒体曝光。从相关信息的收集，到补漏式的纠偏，乃至事先的以预留财政为核心的主动介入，都理应是教育管理体系内程序化、自觉性的行动。在此角度上，这起课桌风波的转向参照意义有限，本质上，它仍是被动的“应激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