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电影的出现，小说《白鹿原》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这部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小说，以它的深沉浊重打动人心，也以它独特的文学观照引人注意。对于这部小说的品评，并没有随着其获得茅盾文学奖而停止。当电影《白鹿原》再次掀起人们对这部小说的关注时，评论再次聚焦于一点：小说《白鹿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这部小说描写了二十世纪前半期关中乡村社会的历史面貌，它所经历的胜利或失败，它曲折而艰险的过程，搅动起无数人的命运。这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沉淀成记忆，凝结成历史。在清末民初的陕西关中，在关中近百个县中的滋水县，在滋水县的白鹿原，在白鹿原上几十个村庄中的白鹿村，在白鹿村中二百户农家中的白鹿两家，白鹿两家的十几个人物命运……他们不曾摆脱历史命运的沉浮，但同时又深藏着一种内在的历史延续。人的命运，村庄的命运，地方社会的命运，在大历史的波澜中究竟如何呈现？

　　并非每一次大的历史转折，都会在民间社会掀起波澜，王朝的转折或者制度的变迁，对地方社会的意义，不是立竿见影的革命，而是各种权力关系的重新博弈。一个延续了千年农业文明的乡村社会，其实早已形成自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各种权力在这个秩序中保持着动态的平衡。当社会变动或者环境恶化，首先引发的是权力关系的失衡、破坏，接着是混乱。然后，新秩序慢慢确立，摇摆，调整，最后达到重新稳定。祠堂被砸又修复；土地被卖又赎回；背叛者被驱逐出族门又重新回到祠堂祭祖；富绅地主的财产被瓜分又重新掠夺；革命被残杀又重新被点燃。旱灾、瘟疫、战乱、土匪、征税、抓壮丁……村庄秩序被打乱，继而又重建；再次打乱，再次重建……直到有一天，旧力量衰弱到无法重建旧秩序，新的力量终于建立起新秩序，一个新的社会面貌终于确立。

　　在大时代的动荡里，每个人的命运，与他的禀赋、气质以及社会网络有多少关联，是一个无法用只言片语说清楚的事情。白嘉轩和鹿子霖所代表的两个家族之间的力量博弈，既有家族史和村庄史的背景，更有社会史的背景。如果说大时代的变动是所有人无法逃脱的宿命，个人的禀赋、涵养以及家族的历史，则决定了个人乃至整个家族在时代命运里的角色。这是大时代里人的命运，也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命运，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的命运。在这层意义上，小说《白鹿原》的历史意义不亚于甚或超越了文学意义。

　　首先，《白鹿原》提供了一种历史叙事的新手法：真正的历史，不是历史年表的罗列，而是现实中人的命运，人的悲欢离合；历史转折中的人，或者宏大历史场景中具体的人，构成了鲜活、生动的历史。彼得·盖伊在《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里写道：“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白鹿原》对故事发展的历史背景，有着严谨的调查和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白鹿原》是一部微观史学——尽管带有虚构性，但它所展现出的历史，真实且真切。

　　其次，《白鹿原》提供了另一种历史观照：一个地方社会的历史可能会有自己的历史路线，自己的命运轨迹。清末民初，关中社会同样处于时代的转折中，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旱灾、饥荒、瘟疫……《白鹿原》是关中民间对于这段历史的自我讲述，它可能与以前的讲述有所出入，但是对于关中白鹿原上的农民而言，却是真实具体的历史经历。这是一种民间讲述。这种民间的自我讲述，有时候更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真实历史。

　　德国学者阿曼斯认为，讲述是为了记忆。记忆有三个动机：合法化、去合法化和致敬。合法化往往是出于各种的需要，以顺从胜利者的历史；去合法化则恰恰是为了记住那些被胜利者忽视的历史；致敬则是为了固化过去某些重要的记忆。人们在讲述历史的同时，就已经决定哪些东西需要或者应该进入人们的记忆。当现实表现能够被现有历史结论解释，或者不需要做过多解释的时候，民间自我讲述的声音就会衰弱。如果现实不能够被现有的结论所解释，民间自我讲述的声音就会兴起。

　　陈忠实提炼出了一个典型的关中乡村，如白鹿村这样的村庄，关中比比皆是。每一个村庄似乎都有着独特的面貌，其所记忆的故事，口口相传。为什么民间一定要延续这些故事，它的意义在哪里？这不禁令我们产生出这样一个追问：关中的自我历史中，某些对关中格外重要的历史事实，可能在被忽略。

　　真正的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书里记录的革命、战争和灾荒，还有人们如何经历这些革命、战争和灾荒。这是小说《白鹿原》馈赠与我们的礼物。（赵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