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省城上学，在一次下乡劳动之后，语文老师出作文《记一次劳动》。一星期后发作文时，老师拿出我的作文说要念一念，“我随同学们挤进喧闹的车厢，放好手中的行装，火车吼叫一声，拖着灰色的大辫，披着灿烂的霞光，锵锵地，奔向辽阔的远方……”

　　老师念完，班里有同学说上述一段有抄袭之嫌，于是语文老师叫全班同学用七天时间翻书找根据。七天之后，同学代表说：“在图书馆找到描写火车的作家七位，有写火车为‘巨龙’、‘怪物’、‘铁龙’的，声音有用‘咚咚’、‘锵锵’、‘怒吼’、‘怪叫’的，找不到作文抄袭的根据。”老师说，“挤”进车厢、“拖着大辫”、“披着霞光”等词都很形象，灵活运用不等于抄袭。

　　在老师肯定了这篇作文之后，抄袭风波偃旗息鼓了，没想到引来另一段风波。邻班一位人称“美女”的同学托人转来一字条：“你愿意接受一位女同学的好意吗？”我叫来人捎信，说谢她的好意，不能接受。谁知她不罢休，又捎一字条：“你愿意告诉我不能接受的原因吗？”我不想骗她，如实告诉来人：“家庭我大姐做主，说我母亲去世时，把我婚事托付于她，她在临县找了一个上专科的女生，假期已见过面，并有许诺，我不愿伤害她。”

　　按理说这事儿也算完结了，谁知她不完结，毕业三年后托在省水利厅上班的同学通知我，去参加她的婚礼，还特意安排“带夫人一起去”。她与我校矿测专业毕业生、我们在校时的学生会主席准备成婚。那位学生会主席原是某矿务局团委书记，脱产学习后，比我们毕业晚一年分回了原单位。省厅上班的那位同学夸她找了一位中层干部，她看我一眼，红着脸，笑道：“捉不住鲢鱼逮个蚂蚱呗，啥办法！”

　　因参加婚礼的同学多，我只顾与其他同学交谈，夫人与“美女”交谈挺热乎，二人成了好姊妹，按年龄我夫人大“美女”三个月成了“大姐”。临走，“美女”给我夫人一个本子，是一个精致的塑料皮笔记本，翻开，里面是我近三年来在《河南日报》上发表文章的剪贴，有二十多篇。我夫人高兴地告诉“美女”，连同在《解放军报》、《郑州晚报》、武汉军区《战斗报》发表的还有二十多篇，回去可收到一块儿。“美女”高兴地说：“在校时就知道他是个啃大部头的主儿，不然写不出那样的作文。”

　　事情本该就此了结，谁知美女在“文革”中给她“大姐”来信，说她遭遇了不幸，她爱人经不住无端批斗，跳楼自尽，丢下三岁的孩子。对于“美女”的不幸遭遇，夫人非常同情。我对夫人说：“写封信安慰一下。”夫人说：“请你放心，咱还是该对‘小妹’抱着理解、尊重、和气、大度的同情心态回信的。”

　　路在延伸，感情在延续，只是变成夫人与“美女”的事儿，我与“美女”的故事也就此打住。

　　（淮阳县西城区 杨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