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性”这个词从古代神话宗教的原始观念进入现代，已经经历了如此众多的意义与解释，所以很有必要赋予它一个我个人的解释。我用“魔鬼性”一词指称那种原始的、本质的、人人生而有之的不安定，这种不安定将人驱逐出自身，使他超越自身，将他推进无限和本原之中。似乎自然将它从前的混乱中的一个不可转化的不安定部分留给了每颗心灵，这个不安定的部分总是兴奋而激越地试图返回那个超越人性、超越感官的本原之乡。魔鬼就像是存在于我们体内的酵母，一种膨胀着的、折磨人的、紧张的酵素，发酵了所有危险过度、心醉神迷、自我牺牲和自我毁灭的东西，而排斥了其他的安静的存在。在大多数的普通人身上，心灵中的这个宝贵而危险的部分很快就枯竭耗尽了；只是在极少数的短暂时刻里，在青春期危机中，在由于内心世界的爱情或生殖欲望而激动的时刻，这种跃然体外、热情奔放和自我牺牲的东西才会充满预感地控制了市民式的平庸生活。
我把歌德的形象作为这三个诗人兼魔鬼仆人的对立面提出来：我相信我需要一种强大的反面声音，使我在描写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时所推崇的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激昂、狂热与强劲的东西在价值意义上不会作为唯一的或最崇高的艺术而出现。在我看来，正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对立构成了最高级别的精神两极的对立。
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身上最不容忽视的特点首先是他们与世界的缺乏联系。魔鬼抓住了谁，就把谁从现实中拖拽出来。三个人都没有妻子儿女（就像他们的手足兄弟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一样），都没有房子和财产，都没有长期的工作和稳定的职务。他们的天性是流浪的，他们是尘世的流浪汉，是格格不入的人、怪异的人、受歧视的人，过着全然不为人知的生活。在尘世间他们一无所有，无论是克莱斯特、荷尔德林，还是尼采，都不曾有过一张自己的床；什么都不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坐在租来的椅子上，在租来的桌子上写作，辗转于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房间。他们从不曾安家立业，连爱神也不愿长期眷顾他们这些把自己献给了善妒的魔鬼的人。他们的友谊脆弱易碎，他们的地位丧失殆尽，他们的作品无人问津：他们永远处于虚空之中，又永远只落得虚空。他们的生命像流星，像不安地旋转着、坠落着的那种星；而歌德的生命却画出了一道清晰、完满的轨迹。歌德稳稳地扎下根来，他有妻子、有儿女，众多女性环绕装点着他的生活，为数不多但却忠诚的朋友们充实着他的每一小时。他住在宽敞富裕的房子里，房子里摆满了珍奇的收藏，他有地位、有身份，是枢密顾问和大臣，世间所有勋章都在他宽阔的胸前闪闪发光。在他身上，人间生活的重力不断增长，正如在那三个人身上精神的飞翔力不断增长一样，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本质变得越来越牢固和稳定（而那三个人的本质却变得越来越飘忽，越来越不稳定，他们像被追捕的野兽一样在大地上奔逃）。他在哪里，哪里就是他自我的中心，同时也是民族的精神中心；他稳稳地、安定人心地统领着世界；他与世界的联系不仅限于与人的联系，而且还扩及植物、动物和石头，并由此创造性地致力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
歌德的一生是唯一一种对世界的战略性胜利，而那三个人却在虽富有英雄精神但却毫无计划的战斗中被世界所威迫，不得不逃进无限之中。为了能够超凡脱俗，他们必须用暴力挣脱尘世的束缚——而歌德不用离开尘世一步就可以到达无限：他慢慢地、很有耐心地把它拉近自己。因此他的方法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他每年都存储相当一部分经验作为精神收益，年底时，他像个精细的商人一样将之整理登记到“日记”和“年鉴”中，他的生命赚取利息，就像田地收获果实。而那三个人管理收支时却像是赌博者，在一种对待尘世的极其漫不经心的态度中，用他们的全部生命、全部存在孤注一掷，无止境地赢，无止境地输。经验对于歌德意味着生存中最根本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却毫无价值：所以他们从痛苦中除了愈加强烈的情感外什么也没学到，他们像是幻想家，像是神圣的局外人一样迷失了自己。但歌德却是个不断学习的人，生活之书对于他就像不断铺展开的新作业，必须认真地、一行行地用勤奋和锲而不舍来完成。他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小学生，直到后来才敢于说出那句神秘的话：“我已学习过生活，神呵，限我以时日吧！”
而那三个却认为生活既无法学习也不值得学习，在他们看来，对于更高一级的生存的想象要比所有对旧感觉的依恋和感性的经验更重要。天资没有赋予他们的东西，他们自然不能拥有。他们只从天资那光芒四射的内容中取得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只允许自己从内心里被狂热的情感所激动和兴奋。火变成了他们的基本元素，燃烧变成了他们的行动，而这种鼓舞了他们的似火激情则摧毁了他们的一生。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和尼采在生命终结时比开始时更加孤独、遗世和寂寞，而歌德的每一分钟都比上一分钟更加富有。在这三个人身上，不断强劲起来的只是魔鬼，不断增加的只是占据了他们的无限：这是一种美丽的生活之贫瘠，又是一种不幸的贫瘠之美丽。
天才们虽然具有最内在的相似性，但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却使他们对现实采取不同的价值评判。每个具有魔鬼天性的人都蔑视现实，认为它有所欠缺，他们始终都是——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各以自己不同的方式——现有秩序的反抗者、叛乱者和叛逆者。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将自己的毫不动摇与毫不妥协坚持到死亡，坚持到毁灭。他们由此而成为（壮美的）悲剧人物，他们的生命则成为一场悲剧。相反，歌德却获得平衡与和谐。他带着一种人们只能称之为顺从的感情臣服于生活，将生活看做是一种更高的，甚至是最高的力，一种在任何表现形式和任何阶段中他都尊崇的力（“生活，不管它是怎样的，它总是好的”）。对于那些被痛苦折磨的人，那些被追赶者、被驱逐者，那些被魔鬼拖出尘世的人来说，他们只认识无限，以及通达这一无限的唯一道路——艺术。因此他们认为艺术高于生活，文学高于现实；他们像米开朗基罗一样穿过千千万万的大石块，狂怒地、阴郁地锤锤打打，怀着越来越狂热的激情，穿过自己生命中的昏暗坑道，奔向那块闪闪发光的、他们在梦境深处感觉到的石头。（茨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