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二字的笔画，一个11画，一个9画，象征着一生一世、天长地久。‘宁拆百座庙，不毁一桩婚’，9年来我一直都是这样做的。”5月18日，在武汉市首次评选的最美“红娘”答辩台上，武昌婚姻登记员熊玲的一席话，引起台下众多同行共鸣。据估计，9年来，熊玲以“打印机坏了”、“网络故障”等这样的“善意谎言”，挽救了500余对濒临破裂的婚姻。

　　现代社会，高度的流动性与观念的自由性，使冲动离婚与非理性离婚变得多了起来。这样的现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比如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陈一筠在杭州举办的婚姻家庭与亲子教育讲座，就曾呼吁民政司法部门应加大调整力度，不能“立等可取”办理离婚手续。

　　的确，按照现行的婚姻法，只要男女双方同意，签个书面协议，扯清财产关系，明确子女抚养权，就可以自由离婚。离婚所付出的代价——9元钱，外加办手续的15分钟。“立等可取”的便利，顷刻之间让一个社会细胞破裂。婚姻法最大限度赋予了结婚离婚的自由，也赋予了离婚最大非理性的冲动。

　　婚姻不是一个完全讲道理的地方，男女双方容易走入情感的误区，外部力量给予必要的疏导与牵引，可以帮助男女双方从迷失中找到方向，并且让当事双方有一个“冷处理”，也有助于挽救婚姻。诸如武汉市的熊玲，精心编织的“善意的谎言”，不过是想方设法拖延时间给非理性离婚夫妻冷静和沟通的时间与空间，9年挽救500多对夫妻的结果，也证明了给予离婚适度干预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善意谎言”踩了冲动离婚的“刹车”。与熊玲的个体自觉一样，不少地方在抑制冲动离婚方面，尝试介入一定的干预。比如，山西晋中市的民政部门维情社工事务所，2011年共介入2100多对欲离婚的夫妇，其中1300多对夫妇最终没有选择离异，劝和率达62%。2012年，浙江慈溪的“预约离婚”，其实就是用时间换取夫妻双方冷静的空间，抑制率达到了40%。

　　然而，不管是哪种方式的尝试，都是非制度的安排，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那些感情破裂家庭摆脱婚姻痛苦的便利，有干涉婚姻自由的嫌疑，这也是“维情劝和”、“预约离婚”遭遇尴尬的症结所在。譬如，熊玲的“善意谎言”，不仅要考验她的眼光，有效识别非理性离婚，还要承担“善意欺骗”背后的被指推诿、不作为的风险。

　　如何在法律保证婚姻自由的刚性与给予离婚适度干预的必要性之间找到平衡，如同给婚姻权益的快车如何安装上合适的“刹车”。

　　显然，非制度设计的“善意谎言”只是“临时刹车”。在现实需要与制度相悖之间，其实在于对离婚自由的如何判定。应该说，离婚要兼顾相应的社会责任，自由也只是相对的自由。在尊重离婚自由的前提下，适度干预更宜作为离婚的前置程序，不妨提供离婚受理与婚姻情感咨询公益服务，给冲动定制“刹车”。

　　□ 木须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