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璟璟

　　7月末，贵州、山东前省长同时加盟中国重汽担任独立董事轰动资本市场，使“高官独董”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记者梳理目前A股市值前十大公司，在其48位独立董事中有7名为退休高官，占比约15%。如果包括有普通政府官员背景的，这一比例会更高。

　　退休高官、上市公司，两者暧昧“结合”，一贯令人浮想联翩。当然，理解“卸任高官任独董”，还可以有着更为细致的归因视角。必须正视的是，一些官员权力源于公职，却能超越公职存在。由此导致，明规则秩序之外，还存在另一套由个体能量、私人关系等支撑起的隐性秩序——在很多人看来，企业拉拢退休高官，恰是为了强化自身对隐性秩序的掌控力，从而获取更多额外利益。

　　诉诸于“权力掮客”自立自强的逻辑，总归与市场所标榜自洁自律、磊落竞争的企业家精神背道而驰。现代商业道德演化至今，那种暗地操作、捆绑权贵的寄生式企业，早为主流价值体系所不屑。却不想，仍有那么多大型公司，陶醉其中。一方面，是一些退休高官在不菲的佣金前淡定不再；另一方面，则是诸多企业，无意充当透明市场的建构者，反倒乐于维系、强化那种隐秘的地下秩序。其最终定然会将营商行为，推向“公关”成本畸高、不确定性剧增的非文明轨道。

　　现实如斯，痛呼急陈者可谓多矣。但惟有充分研判“推行难度”，再讨论所谓“对策”方可具备实际意义。其实，就扭转退休高官和上市公司的联姻态势而言，从“雇主”一方切入着手改革，或许更具可行性。比如，出台新规，进一步压缩上市公司可雇佣退休高官担任“独董的人数；再比如，强化对“独董”履行本职（关注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情况的评估力度等等。

　　事实上，聘任退休高官担任“独董”，已然悖逆了“独董”角色所应发挥的独立判断与监督守望功能。面对这一现象，无论是企业内部成员，亦或是市场管理方，以及公权体系的组织者，显然都难逃纠偏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