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母亲已谢世十余载，但我仍不能忘怀，在母亲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

　　母亲鲁贤宾，项城人，生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故于2003年，享年96岁，寿终正寝。

　　母亲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的历史时空，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亲历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我们的国土。国破山河在，抗击侵略者的号角唤起了所有爱国的热血青年，唤起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唤起了各界爱国人士，同时也唤起了我的母亲。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大家闺秀，外公鲁明善曾任县令，爱国将领吉鸿昌的把兄弟，他办学堂，建学校，母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受到女性新思潮的影响，爱国家，爱人民。因而，抗日战争暴发后，母亲毅然决然地卖掉了她的陪嫁，包括武汉的鲁公馆和两个商铺，全部捐献支援抗日战争。后来又卖掉了项城老家一部分田地，而且还把所有的金、银、珠宝首饰，以及文房四宝等打包放到马背上，亲自交给了当时的闻县长，支援解放战争。我家经常有解放军官兵来养伤，母亲都是悉心照顾。

　　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时，我家仍有800亩地，所以划成了地主成分，但没给母亲戴地主分子帽子，按公民对待，发有选民证，母亲很欣慰。土改工作组还给我家留有60亩地。由于父亲邓盛轩随解放大军南下，长兄邓彤云大学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文化教官，所以政府批有土地代耕款，每亩地每年15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母亲把这些钱通过农会分给了种地的几家农户，地里的收入除向国家缴纳公粮外，也归他们所有。母亲说，若代耕款我们领，地里的收入再分成，那我们不是又成地主了吗！

　　母亲只种离家最近的2亩多好地。尽管母亲前半生没有种过地，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但她掂起三寸金莲，每天鸡鸣而作，日落而息，把2亩多地料理得井井有条，旱涝保收，区里还组织向她学习呢！2亩地的收成虽不够全家生活费用，但还有其他收入。母亲心灵手巧，会做一些时髦的针线活，如军大衣、八角帽等，也是一笔小收入，另外我上学每学期还有8至10元的军属照顾款。记得1953年春天，青黄不接，政府通过学校转发给我8万元的军属照顾款，母亲一下就置300斤高粱，足够我们吃几个月的了。但由于那年夏天发大水，秋季大部分庄稼没有收成，有几家已揭不开锅，母亲还是给他们各送去了一点。

　　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拥有“五福”，即：富贵、康宁、好德、长寿、善终。母亲不但曾拥有过万贯家产，而且母亲的精神世界更丰富多彩，母亲的阅历和所拥有的精神财富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新中国成立前昔，母亲还收到过宋庆龄主席的亲笔信，赞扬母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可惜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加之特务的搜查，母亲没能把信保存下来，这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对佃户对佣人，母亲都是平等相处，关怀备至，谁有困难，尽己所能去解决。母亲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女性，开明、豁达、乐观，对未来始终充满信心，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多么恶劣的环境，她总是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夜再长恶梦总是会醒的，天终会要明的，狂风暴雨终会停的。实践证明在她的人生历程中，很多事都是有惊无险，都能逢凶化吉，人们都说我母亲是个富贵的老太太。

　　母亲年轻时，不怕牺牲，不畏艰难，舍小家顾国家，到处奔波为革命筹集资金，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出入一些富豪绅士家中，宣传爱国精神，筹措资金，支援革命事业。母亲老了，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生活简单朴实，心态平和，对现实生活很满足。她常说：现在的日子多好啊，没有战争，没有土匪骚扰，国家安定，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种地不纳粮，上学不交费，这样的太平盛世，是有史以来没有的啊！

　　母亲的一生充满爱，乐善好施，受人尊敬，母亲的晚年很幸福，儿孙绕膝，从没患过大病，身体清瘦，精神矍铄，头脑清醒，语言清晰。临终前她还安排她的儿媳：幼儿园的车来接孙子，不认识的千万不要上车，以免小孩被拐卖……这是母亲的最后遗言。母亲无疾而终，是她善良好德的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