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传家版第一章：
□董延喜
【原文】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新译】
道是可以言说的，没有永久不变的所谓常道。
道是可以命名的，没有永久不变的所谓常名。
“无”是指天地的开始；“有”是指万物的母亲。
所以，进入“无”的境界才能体悟到大道创生的奥秘；遵循“有”的法则才能体察到大道运化的轨迹。
“无”和“有”这两者有相同的来源，但名称却不相同。它们共同叫作玄妙。
一个玄再加一个玄，是一切奥秘的大门。
【会意】
“道”是老子学说的最高范畴，是中华文化的最高精神。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道德经》，肯定就是这个“道”字。“道”这个字，在《道德经》一书中出现了七十五次。中国的汉字是有灵性的，“道”字的写法已经说明了它的含义。甲骨文的“道”字从行从止，行字中间夹一个止字，表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表示人要离开原地，就必须由止而动；表示道是寻找所行路径；同时也表示人要当行则行，当止则止。金文的道字从行从首，“首”字下边一个“走之”。“首”是脑袋，代表思维，“走”用双脚，代表行动，表示思路决定出路；表示有想法必须付诸行动；表示知行合一方才合于大道。全书前后七十五处所用的“道”字，虽是同一个字，内涵却不尽相同。有宇宙的本体的“道”，生命的本源的“道”，做人之根本的“道”；有言说之“道”，道德之“道”，道理之“道”，道路之“道”，思路之“道”，规律之“道”……不一而足。
《道德经》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通篇的总纲。此十二字弄不懂解不通，全篇就无法读懂解通。从古到今，有多少人注释过《道德经》我们无法计数，正如白岩松所说：“《道德经》长期以来是被中国人误读的。”老道读过的两百多个版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版本一开言便陷入了“道不可言说”的误区。他们把“道可道，非常道”解读为“道不可言说”，或“常道不可言说”。如韩非子说：“道不可道。”王弼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王安石说：“道是不可言说的。”宋徽宗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任继愈说：“道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冯友兰说：“可以言说的不是永恒不变的道。”陈鼓应说：“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就不是常道。”这种开言便陷入“道不可言说”，进而把“常道”解释为“永恒不变之道”的解读误区，为人民大众进入大道之门人为设置了障碍。正是这种“不可知，不可言”的解读念歪了《道德经》，把一部本来易知易行的经典弄得如天书，似迷宫，玄达两千多年。正是这种“永恒不变之道”的曲解抹杀了老子之道活的灵魂，世间一切事物生灭无常，变化万端，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也没有“永恒不变之道”，老子之道活的灵魂恰恰在于他是变化之道、运行之道、生生不息之道。
我们不禁要问：既然“道不可道”“道不可言”，那么老子为什么还要写《道德经》一书？既然“道不可道”“道不可言”，那么老子说的是可言之道，还是不可言之道？如果是不可言之道，老子为什么给说出来了呢？既然你们认为“道不可道”“道不可言”，那么为什么还要著书立说，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去说那“说不出来的道”呢？五千多字的《道德经》古今版本之多一般人难以想象。有学者考证光“校订本”就有三千多种，解读本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读不懂的译文，出现那么多自我矛盾的注本？从汉朝的王弼到明清时代的译注之作，大多为儒生所为，自觉不自觉地以儒解道，使他们的译本带着浓重的儒学味道。这期间也有一些译本是高人所作，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佛解道，使译本带着浓重的味道。而现代的译本则大多数是哲学界的名家所作，他们又自觉不自觉地以哲学解道学，而使他们的译本带着浓重的哲学味道。是的，道学、儒学、哲学，到了至高境界的确有相通之处，但毕竟各有其道，各行其道，不能混为一谈。老子的确讲了一些哲学，但《道德经》毕竟不是专门讲哲学的著作。所以古往今来《道德经》的译注本虽然很多，但真正以道解道，以老解老的版本却是如凤毛麟角，《道德经》被念歪也就在所难免了。
虽然绝大多数学者步王弼的后尘成为“道不可言说”的盲从者，但也并不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解读者，这些人与第一种观点针锋相对，把“道可道，非常道”解读为：“道是可言说的”，但在“常道”的解释上，又不尽相同。唐玄宗说：“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首一字标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之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唐玄宗这里的“万物之由径”，即可应用于物；“不常于一道”，即不是常用一道而不变。司马光说：“世俗之谈道者，皆曰道体微妙，不可名言。老子以为不然，曰，道亦可言道耳，然非常人之所谓道也。”（《道德真经论》）朱熹说：“道者，变化之总名。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周生春说：“道是可以表达的，它不是普通的道。如果道不可言传，那么《老子》五千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老子注译》）郭世铭说：“道是可以说清楚的，但不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在老子之前以及老子同时别人也在讲道，不过老子认为他们讲得都不对，现在要重新来讲。”（《老子究竟说什么》）朱谦之说：“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实则《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也。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老子校释》）张绪通认为，根据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言有宗”“正言若反”“道冲而用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以道佐人主”等等，这“道”不仅可以言说，可以阐明，而且可以践行，可以应用。因此，“道可以言说”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可对“常道”的解释上就出了问题，不论是本着“六经注我”的原则，凭借自己的想象力与思辨力，创造或嫁接出一个“常道”的意义来；还是本着“我注六经”的原则，从《道德经》里去找“相近”的字眼，然后把它们“栽”到“常道”身上去。两种解释都难以令人信服。张绪通说，如果把“常道”仍看作一个专有名词，应该着重研究这个“非”字。“非”字可以当作“不是”解，可以当作“错误”解，也可以当作“无、没有”解。考诸古代《书经·大禹谟》：“后非众，罔与守邦。”孔颖达疏：“君非众人无以守国，无人则国亡。”《元史·食货志》：“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诸例，都是把“非”字当作“无、没有”解。如果把“道可道，非常道”解读为“道可道，非（无、没有）常道”，就彻底否决了常道的存在，排除了因“常道”而带来的困扰。”（张绪通《道辩》）老道认同张绪通先生的观点，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译为：“道是可以言说的，没有永久不变的所谓常道。名是可以称呼的，没有永久不变的所谓常名。”根据老子故里鹿邑民间流传，“道可道，非常道”还有另外一种断句之法：“道可，道非，常道。”用现在话说就是，老子的道是可知可行的，可是世人莫能知莫能行，道的常态是生生不息而非永恒不变。老子是一位智慧巨人。他书中的许多话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话里有话，话外有音，都要叫人转几个圈圈才能理解。这《道德经》的第一句话，也许就是老子有意埋下的试金石？因为第一句话一旦解歪，后边就不知道要歪到哪里去了。按老子的话，道本来是“甚易知，甚易行”的，可偏偏弄得“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德经》第七十章）。因为老子早就知道：天下的人自作聪明的人太多，他们常常把最简单的事儿，弄得复杂万分，这就往往会掉到自己挖的陷阱里出不来。难怪老子感叹“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道德经》第七十章）！能不能真正读懂《道德经》，关键就在这第一句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