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三曹：邺下文人的领军人物 (上)

　　■邹文生

　　从东汉中叶至汉献帝建安（196年-219年）时代，乐府诗创作进入“文人化”阶段。这时期虽然有不少民间谣谚，但文人创作的比重加大，是我国文人乐府的全盛时期。其原因之一是：曹魏时期政府没有设乐府机构，民歌来源根本上断绝。这不但增强了文人学士创作的责任感，也为他们留下了广阔驰骋的自由天地。更重要的是执政者“三曹父子”（曹操、曹丕和曹植）皆是当时的作诗高手，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的那样：“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词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在曹氏父子三人的引领下，邺下文人皆是“登高必赋，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武纪》）这个时期的文人乐府，主要是“借古题以写时事”，语言上也改变了汉代乐府古朴浑厚的传统诗风，逐渐形成了瞻丽工致的时代风尚。这正如明代学者胡应麟所指出的：“子建《名都》、《美女》、《白马》诸篇，辞极瞻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西汉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

　　“建安”是东汉时汉献帝刘协（196年-219年）的年号。中国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文学”则通常从黄巾起义（184年）算起，到魏明帝景初末年（239年）为止，前后共计50多年时间。

　　最早完整地提出“建安风骨”一词的是宋代人严羽《沧浪诗话》。所谓 “建安风骨”，它鲜明而准确地体现了“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这就是：第一，功业意识与慷慨文风；第二，生命意识与悲凉文风。质言之，“建安风骨”之特色可用“慷慨悲凉”四个字来概括。

　　“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主要是“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在这一讲中，先给大家介绍“三曹”：一代枭雄曹操与他的儿子曹丕和曹植。

　　关于他们父子三人的生平及业绩简述如下：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建安元年，曹操受封为丞相，官渡一战击败了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逐步统一了北方，成为北部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曹操儒法兼取、礼刑互用，经学造诣颇深，并精通书法、音乐和围棋，可谓是文武双全、多才多艺。曹操诗作今存22首，全是乐府诗。其代表作有《短歌行》《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风格慷慨悲凉，气韵沉雄，开创了我国四言诗的新境界。

　　曹丕：现存诗40余首，其诗有文士之气。曹丕的诗以深婉细腻的笔触，写出了乱世之人的内心世界，颇得《古诗十九首》之风致。其代表作《燕歌行》首创了七言歌行体，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曹植：字子建。在建安文人中，他的作品留存最多，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也最大。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一度受到父亲曹操的信任，几被立为太子。曹丕即位后，曹植屡受迫害，数次改封地，动辄获咎。曹植名义上是王侯，而行动却不得自由，如同囚徒一般。他存诗90余首，其前期诗作主要是抒发理想和抱负，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代表作有《白马篇》等。后期作品则主要抒写在政治迫害下的离别之悲、忧生之嗟和悼亡之恨，风格转向悲愤哀怨，其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等。

　　作品选讲：

　　短歌行    曹操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注释]

　　01.忧思：深藏着的心事。02.杜康：相传是我国最早发明酿酒术的人，这里用以代指酒。03.青衿：周朝时学子的服装。在这首诗里代指学子，是指有智谋、有才干的人。衿：衣领。04.掇：同辍，停止，断绝。05.枉用：屈驾。存：存问。06.匝：周。07.厌：满足。08.吐哺：吐出口中正在咀嚼的食物，指中途停止吃饭。《韩诗外传》卷三记载：周公曾说：“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史记·鲁世家》中也记载有与此大致相同的文字。这里曹操显然是以周公自命。

　　[赏析]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首诗的前八句，描写诗人曹操在宴会上对酒高歌，感叹人生苦短，好像是流露应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情绪，其实不然。曹操所感叹的是战争频繁，大业未成，因而所产生的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八句有六句出于《诗经》，诗人曹操借《诗经》中的故事，表现自己求贤而不得的沉吟忧患，以及得贤才时“鼓瑟吹笙”的衷心欢迎。

　　接下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诗人仰望明月在天忽发奇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它采摘下来呢？其实这里是以明月喻贤才，以得明月比喻贤才来投奔自己。“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但是，贤才却像明月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诗人又忧心重重了。“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这四句寄寓了诗人的极大希望，这就是：贤士们不管山高路远，都会来到自己身边；与自己两相投缘，同自己一起喝酒饮宴，高谈阔论，那该有多么快慰呀！以上八句，写诗人曹操高歌之中忽忧忽喜，感情变幻不定，但无论是忧是喜，始终围绕着主题，那就是贤才们是否来投奔自己，借以抒发诗人曹操广纳天下有识之士的愿望。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诗人曹操抬头望见月朗星稀，感情又起了变化，使他想到了自己当年大业初创之时无可依靠的艰难局面。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本诗的结尾四句画龙点睛，点明了全诗的主旨。曹操在诗中先以“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两句作比，希望贤才们都能投奔自己这个明主，共创伟业。接着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个典故结尾，勉励自己像周公一样励精图治，开创天下归心之大好局面。

　　《短歌行》属《相和歌·平调曲》，是乐府古题，古辞已逸。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列阵长江，欲一举荡平孙权、刘备势力。这年冬天十一月十五日夜，一轮皎月当空，江面风平浪静，曹操乘船查看水寨后，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至酣处，曹操取槊立于船头，忽闻鸦声往南飞鸣而去。曹操感于此景，横槊赋诗，吟唱出这首千古名作《短歌行》。

　　曹操借《短歌行》这个乐府诗题抒写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求才若渴的思想感情。本诗的主旨是表达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和任用人才、实现一统天下的宏伟抱负。曹操深得《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之精髓，将慷慨悲凉之情，贯穿于纯正质朴的语言之中。这首《短歌行》意境深远而优美，风格别致而多姿，使之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曹操“东临碣石有遗篇”指的就是这首《短歌行》。曹操的《短歌行》的确是一首很有名的诗，它格调激昂，立意深远；气势雄浑，音韵和谐；感情真挚，富于变化；多用比兴手法，数次引用典故，表现了诗人曹操求贤若渴的这一主题。我国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写道：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曹操“横槊赋诗”的故事后经小说家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渲染，已是家喻户晓了。

　　让曹操没有想到的是，这首不足百字的《短歌行》，却让他毁誉各半！在中国文学史上，古往今来能使后人分化为针锋相对两大阵营的“挺曹派”和“倒曹派”之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首《短歌行》。

　　先举几个例子吧：

　　晚唐诗人皮日休《七爱诗》云：“仁于曹孟德，勇过霍将军。”诗人皮日休虽然没有说明他是根据什么把曹操当作“仁爱”的代表人物，但揣摩其中语意，似乎与曹操《短歌行》有关。

　　明代学者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说：曹操《短歌行》两首，其中第二首“首言西伯，次齐桓，又次言晋文，则终篇皆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分天下之意，而犹以‘尊王攘寇，臣节不坠’为盛德。噫！孟德之心，不待分香卖履而后见矣”。

　　明代文学家谭元春《古诗归》卷七中品评曹操诗歌，取曹操的四句诗“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和“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作为评语，称赞曰：“此老诗中有霸气而不必其王，有菩萨气而不必其佛”。在品评《短歌行》“契阔谈宴，心念旧恩”两句诗时还说：“人知曹公惨刻，不知大英雄以厚道为意气”。

　　以上是“挺曹派”阵营里人的看法。

　　“倒曹派”阵营里的人很多，不可一一列举，举几个突出的例子：

　　唐代人吴兢认为曹操《短歌行》“言当及时为乐”。（见《乐府古题要解》）

　　明代人罗贯中《三国演义》给此诗蒙上“诗谶”的迷信色彩，说曹操“乌鹊南飞”诸句为不祥之兆，预示他赤壁惨败之结局。

　　宋代理学家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里说：“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又说：“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若曹丕，但说饮酒。”

　　宋代诗人兼诗论家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则举出《短歌行》“山不厌高”等诗句，认为曹操“以周公自拟，是大谬不然”。

　　诗人刘履《选诗补注》卷二中则说：“‘周公吐哺’，为王室致士，若操之致士，特为倾汉计也。”

　　明代人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说：“魏武帝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既以周公自任，又曰：‘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老瞒如此欺人。”

　　清代人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说：“《短歌行》，孟德于功业未建之日，当宴饮而作此歌。孟德以倾汉为心，其借口周公，不异王莽。”

　　清人朱乾《乐府正义》卷六则认为：曹操《短歌行》“不言文王周公，便言齐桓、晋文；不言唐尧、虞舜，便言许由、伯夷”，处心积虑，为的是他儿子曹丕日后篡汉方便。但他又说，“诗中‘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意为延揽英雄以图天下”。

　　好啦，类似上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就到此为止吧！

　　令人纳闷的是：同样是这几句诗，有人却读出仁义忠厚，有人却读出篡位谋反，其差别之大，的确是古今罕见！耐人寻味的是“挺曹派”和“倒曹派”两派，都承认曹操《短歌行》写得的确好！表面上看，“倒曹派”似乎有不“因人废诗”之美德，但“倒曹派”诋毁曹操人品的言论，除了《短歌行》这首诗外，从没有提供出新的证据。这不得不令人怀疑，这都是罗贯中《三国演义》所传递的“拥刘反曹”、“维护正统”的思想造成的。

　　大家知道，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明显有别于偏重史实的陈寿的《三国志》，这有其客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由于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蕴藉丰富，并籍作品中的生动、形象、感情强烈的故事叙述和人物形象，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效应和社会影响，这个事实是我们必须正视和承认的。

　　西方“莎学”有句熟语，曰：“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我国“红学”仿造一句，曰：“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林黛玉！”大家知道，文艺审美学中有句名言叫“形象大于思维”，从审美本体而言，文学艺术的价值存在于作品本身，并不在乎别人说长道短，但作品本身是不能自我欣赏的，其价值必须通过阅读和评论来体现。为什么“形象大于思维”呢？那是古往今来众多读者和评论家长期欣赏和炒作的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