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仲亮 来源：中国旅游报·第一旅游网
中国书院的起承转合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书籍的整理和校勘，历朝的中央政府都有一个收藏、校勘图书的地方，如汉代的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隋代的嘉则殿，清代的文渊阁等。而在唐代，就把这种校书、藏书的地方称之为“书院”。唐代宫室以院称名者比较多，如有著作院、学士院、翰林院、太常院、礼院等等。唐代皇室创设 “书院”，主要是指用围墙围起来的藏书、校书之所。
唐玄宗时期建立的“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以“书院”命名的文化机构。后来所说的“书院”之名，即起源于此。它们虽不是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书院之始，但是，从文化功能来看，它们承担着学术研究、文化积累的作用，可以说是书院的萌芽。
同时，民间的一些读书人借用这个名称自办书院，以作为自己个人读书治学、传授生徒的场所。唐代出现的这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它们大多是一些退避、隐居的儒家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这些学者建造房屋、收藏书籍，并在此读书治学，他们把自己的读书之所称为“书院”。在《全唐诗》的诗题中能找到10多所这种书院，书院命名往往就是创建者本人的姓名，如李泌书院、第四郎书院、赵氏昆季书院等等。尽管它们大多不是作为正式教育机构的书院，但其中的一些特征、文化功能与后世的书院有重要的联系。
两宋是中国古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也是书院显示蓬勃生命的黄金时期。此时的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几乎达到能够补充或代替官学的地步，其蓬勃发展的气势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
在北宋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对文化教育的需要，各地竞相建置书院，使书院初兴。私人创办书院讲学的活动兴起以后，很快受到官方的表彰。宋初皇帝通过赐额、赐书、赐学田等方式，倡导、支持书院办学，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蓬勃发展。北宋创建的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一些在当时就比较著名，故而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四大书院”。到了南宋，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促进了书院的振兴，特别是书院和理学思潮结合起来，书院制度及其特色得以完全确立，这种新兴的教育制度对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教育史均产生重大影响。
元朝政权从定都到灭亡，前后不足百年时间，而在书院建设方面却得到了充分发展。但是，元朝政府对书院的利用和改造，使得书院官学化了。由于书院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实行自由讲学的私学组织，而元代书院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性质和特色，其结果就是官学的种种弊端亦在书院中逐步出现，如为教者敷衍塞责，为学者追求功名利禄，学术空气淡薄，教学内容僵化。所以，尽管元朝书院在数量上得到了发展，但在质量上却远远不及南宋。
明初统治者也很推崇程朱理学，重视文化教育，但他们并不喜欢书院，而是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所以在明初洪武至成化的近一百年间，官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相反，书院却处于沉寂状态。但是，书院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私学机构，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作用，而不是官学所能取代的。当官学成为科举的附庸而“士风日陋”之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所以在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武夷书院、石鼓书院等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而明代书院的真正振兴，则是正德年间王守仁、湛若水心学思潮兴起以后。据统计，明代建置的书院数量大大超过宋元两朝，也证明了这种独立于官学的教育组织确有蓬勃的生命力和存在的价值。
清世祖入关、定都北京后，逐步统一了全国。清初统治者虽也采取尊孔孟、倡理学、设学校的崇儒重教政策，但在对待书院的问题上，却因明代书院具有自由讲学、讽议朝政的历史教训，故而采取严厉的抑制政策。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很久，书院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不仅是那些民间的乡绅士大夫热心创办书院，就是那些士人出身的各级官吏亦十分推崇书院。所以，到了康熙、雍正以后，书院又逐步恢复起来，其中不仅包括民间私人创建的，还包括许多地方官的崇教之举。清政府的看法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由原来认为创建书院是“沽名钓誉”而变为是“兴贤育才”。
清代书院出现两大特征：第一，书院建设规模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书院教育得到全面普及;第二，书院官学化问题更为严重和突出。
教学和管理规范是基本制度
先秦、汉唐的私学十分简单，具有师徒制的特点，教学的形式也比较随意，很少有从事管理工作的专门职事和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书院出现后，便成为一种比较正规的教育机构。最初，书院的组织也很简单，只是由山长或院长、洞主负责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随着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其组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加了许多专门的管理机构及其相应的职事。
其实，书院的管理机构没有一种统一的模式，各个朝代、各个书院均不同。我们倒是可以从一般状况出发，说说管理书院的主要职事。
“山长”又称“院长”、“洞主”等，其是书院教学、行政管理的总主持人。因书院最初都创建于山林之中，主持讲学者大多为隐居山中的长老，故称之为“山长”。后来，山长一般采取聘请的方式，由于书院的官学化，也有少数的山长是由朝廷任命的。
“堂长”的具体职责差别较大。有的堂长是书院的主持人;有的是山长之下另设的职务，协助山长的管理和教学工作;还有的是从生徒中选拔的，主要负责督课考勤、课堂记录、搜集诸生中的疑难问题。
“监院”是一种地位仅次于山长的书院职事，主要职责是负责书院的行政、财物以及稽查学生品行等工作。监院一般由官府委派或学官兼任，也有的由地方士绅推举。监院的普遍实行，是清政府为了对书院加强控制和管理。
“首士”是一种管理书院院务的职事，具体包括启馆、放馆、迎送山长、生徒管理、经费收支、房舍修葺等事务。首士一般由地方士绅推举那些“廉正之士”充任，或采取值年轮负责的方式。
“掌祠”是书院内掌管祭祀活动的职事，负责祭祀的香火、祭器、供品的准备和管理。这是因书院普遍具有祭祀活动而设立的专门职事。
“掌书”是书院内管理图书的职事，负责书院图书的保管和借阅。往往选拔那些老成可靠的生徒担任。
当然书院里还有“学长”、“会长”、“斋长”、“讲书”、“经长”等等职务，不一而足。
作为一种教育机构，书院的首要任务是教学。书院在教学方面既继承了传统私学的许多优点，又体现出自己作为制度化私学的特点。
首先，在分科制度上，中国古代最早这种教学制度始于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胡瑗于苏州、湖州担任府学教授时，倡导分科教学法，将学校分为“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学习儒家六经，注重文献方面的教学;“治事”斋学习致用之学，注重实践方面的教学。这种分科制度对书院影响很大。到了清朝，书院比较普遍地采用了分斋教学制，并明显受到西方近代教育的影响。
其次，在课程制度上，书院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以教学形式分类，书院主要有读书课程、讲学课程;以时间分类，书院课程又有分年课程、分月课程、每日课程。真正对书院读书安排影响最大的，是理学家程端礼制订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里面分为五大阶段，分别为8岁前读《性理学训》等、8岁至15 岁读《小学》等、15岁至20岁读《大学章句》等、20岁至23岁学作科举文字。
再次，在制订学规上，书院的学规虽然受了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和启发，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私学制度化的发展。现存书院学规中最早和最著名者，是理学家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这是古代儒家、宋明理学的一份完整的教育纲领，包括“明五伦”的教育宗旨、学问思辨行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道德修身的原则和方法等等。
最后，在考课制度上，自宋代就在书院中采用起来，到了清朝已经在各地书院中普遍推行。清代书院分官课、师课两大类。所谓官课又称“大课”，一般由地方官员主持、出题课试，考试的内容一般为八股时文、诗赋、古文、解经、策论等。
经费的来源与流向
经费是书院的经济基础，书院的一切教育活动、学术活动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维持。
书院经费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学田”，以田租作为经费的来源。但到了后期，一些书院，尤其是那些城市的书院，往往用房租、银行利息作为书院经费，反映出社会经济的一些发展变化。
一般而言，书院的经费依靠学田。书院学田的来源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私人捐赠。书院是“乡党之学”，它的兴起主要靠地方士绅、学者的支持，支持的形式之一就是捐赠田产。朱熹任知南康军时，为了资助白鹿洞书院，就亲自捐钱买田。大量的地方书院，其经费的来源主要或完全依靠私人捐赠的学田或者是由一些退休官员、大家族独家捐资，如元代湘潭的主一书院等。
第二是有朝廷、官府正是赐予拨给学田。在历史上，书院遭到统治者严厉禁抑的时间并不很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官府还是支持书院的。官府支持书院的最直接行动，就是拨给学田。北宋初年几所著名书院，如湖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均得到朝廷赐田。当然，朝廷赐田毕竟有限，数量更多的则是地方官府拨给的学田。
书院经费的用途很多，包括山长和教职工的薪金、生徒的膏火钱、书院维修费、祭祀费、购置图书费以及其他日常开支的费用。
书院经费的开支，可以反映出书院内部各种人员的经济待遇和教学活动在书院经费中的比例等情况，对我们了解书院内部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以岳麓书院为例，一个学生的膏火费要高于书院一般管理人员的薪金，至于山长、教师的薪金远远高于从事管理的监院、书办等人员薪金数倍或数十倍。这基本体现了书院经营使用的一般特点。
对话：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出版《宋明理学通论》、《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等学术专著十多种。著作入选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得全国优秀教材奖、国家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共十多项。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先进个人，湖南省委、省政府“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湖南省政府“徐特立教育奖”等。
中国旅游报：在关于中国书院的历史中，您也提到了古代有“四大书院”的说法，但如今从不同导游的口中听到的往往是多个版本。除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固定阵容外，其他两个各有说法。您对此有何看法?
朱汉民：中国古代就有“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是因为他们根据不同的历史文献。事实上，宋代初年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书院，古代学者根据他们的阅历、见闻而提出不同的“四大书院”之说，是可以理解的。如今从不同人的口中听到的不同的“四大书院”的说法，只要有历史文献依据，我认为都是可以的。当然，如果是历史教科书，则应该选择比较权威、或者更加通用的说法。
中国旅游报：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代教育体系中，应有“书院教育”的位置，重拾传统。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复古倒退。您的观点呢?
朱汉民：由于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许多人主张恢复兴书院教育传统。我对此持肯定的态度。我是从两个意义上主张复兴恢复兴书院教育传统。其一，中国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但是中国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对书院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神和制度作吸收，梅贻琦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所以，我们要将中国书院精神与现代大学建设结合起来，建立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其二，在部分高校和民间社会，恢复、建立一些专门从事国学研究和教育的书院，让这些书院成为复兴、传承国学的学术、教育基地。
中国旅游报：您刚才提到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其中也有“游学”的传统。现在，一些中小学利用寒暑假时间倒是会组织“修学游”，但与“游学”本身差别还很大。您觉得书院可以在这种边游边学的模式中发挥起什么作用?怎么发挥作用?
朱汉民：现在不少机构组织人来书院作“修学游”。 到书院作“修学游”的群体有两种，一是中小学生，一是成人教育，后者以企业家、公务员为主。我认为书院可以在这种边游边学的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古代书院大都有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书院本身很深的文化内涵，如果在这些地方学习古代经典、历史文化，确实有将文化体验和知识学习结合的优势和特色。
中国旅游报：事实上，在对待留存下来的书院态度上，很多人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应该强调保护，避免游人的侵扰;也有人认为应该还有开放心态，要活态传承。您作为岳麓书院的掌门人，您的态度是什么?
朱汉民：我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岳麓书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方面，我们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保持其历史文化的原貌，并恢复了书院的教学、研究、学术交流的功能;另一方面，岳麓书院是一个国家5A级景区，每年接待60万左右的游客，并没有給文物保护、教学学术功能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其实，游客来书院也是一个学习、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保护书院的目的之一是要承担这一社会责任。
中国旅游报：如今，不少人都愿意到书院里走走看看。您认为游人在离开书院后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带走的?
朱汉民：中国书院是儒家文化、传统教育的中心，到书院里走走看看，最重要的了解、学习古代儒家士大夫做人、治学的态度、经验。书院的对联、碑刻、匾额中有大量这一方面的内容。
中国旅游报：毫无疑问，现在一些地方对于保护、传承书院文化确实也重视起来，但同样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您觉得在发扬书院文化的进程中应该警惕什么问题?您对前景怎么看?
朱汉民：现在大家对传承书院文化确实重视起来，出现了所谓“书院热”现象。但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历史依据的胡乱修复古代书院建筑、利用书院名目而以商业利润为唯一目的，等等，我觉得这是在发扬书院文化的进程中应该警惕的现象。
先秦、汉唐的私学十分简单，具有师徒制的特点，教学的形式也比较随意，很少有从事管理工作的专门职事和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书院出现后，便成为一种比较正规的教育机构。最初，书院的组织也很简单，只是由山长或院长、洞主负责书院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随着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其组织化程度和管理水平日益提高，因而逐步增加了许多专门的管理机构及其相应的职事。
其实，书院的管理机构没有一种统一的模式，各个朝代、各个书院均不同。我们倒是可以从一般状况出发，说说管理书院的主要职事。
“山长”又称“院长”、“洞主”等，其是书院教学、行政管理的总主持人。因书院最初都创建于山林之中，主持讲学者大多为隐居山中的长老，故称之为“山长”。后来，山长一般采取聘请的方式，由于书院的官学化，也有少数的山长是由朝廷任命的。
“堂长”的具体职责差别较大。有的堂长是书院的主持人;有的是山长之下另设的职务，协助山长的管理和教学工作;还有的是从生徒中选拔的，主要负责督课考勤、课堂记录、搜集诸生中的疑难问题。
“监院”是一种地位仅次于山长的书院职事，主要职责是负责书院的行政、财物以及稽查学生品行等工作。监院一般由官府委派或学官兼任，也有的由地方士绅推举。监院的普遍实行，是清政府为了对书院加强控制和管理。
“首士”是一种管理书院院务的职事，具体包括启馆、放馆、迎送山长、生徒管理、经费收支、房舍修葺等事务。首士一般由地方士绅推举那些“廉正之士”充任，或采取值年轮负责的方式。
“掌祠”是书院内掌管祭祀活动的职事，负责祭祀的香火、祭器、供品的准备和管理。这是因书院普遍具有祭祀活动而设立的专门职事。
“掌书”是书院内管理图书的职事，负责书院图书的保管和借阅。往往选拔那些老成可靠的生徒担任。
当然书院里还有“学长”、“会长”、“斋长”、“讲书”、“经长”等等职务，不一而足。
作为一种教育机构，书院的首要任务是教学。书院在教学方面既继承了传统私学的许多优点，又体现出自己作为制度化私学的特点。
首先，在分科制度上，中国古代最早这种教学制度始于北宋著名教育家胡瑗。胡瑗于苏州、湖州担任府学教授时，倡导分科教学法，将学校分为“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学习儒家六经，注重文献方面的教学;“治事”斋学习致用之学，注重实践方面的教学。这种分科制度对书院影响很大。到了清朝，书院比较普遍地采用了分斋教学制，并明显受到西方近代教育的影响。
其次，在课程制度上，书院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以教学形式分类，书院主要有读书课程、讲学课程;以时间分类，书院课程又有分年课程、分月课程、每日课程。真正对书院读书安排影响最大的，是理学家程端礼制订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里面分为五大阶段，分别为8岁前读《性理学训》等、8岁至15岁读《小学》等、15岁至20岁读《大学章句》等、20岁至23岁学作科举文字。
再次，在制订学规上，书院的学规虽然受了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和启发，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私学制度化的发展。现存书院学规中最早和最著名者，是理学家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这是古代儒家、宋明理学的一份完整的教育纲领，包括“明五伦”的教育宗旨、学问思辨行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道德修身的原则和方法等等。
最后，在考课制度上，自宋代就在书院中采用起来，到了清朝已经在各地书院中普遍推行。清代书院分官课、师课两大类。所谓官课又称“大课”，一般由地方官员主持、出题课试，考试的内容一般为八股时文、诗赋、古文、解经、策论等。
经费是书院的经济基础，书院的一切教育活动、学术活动以及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维持。
书院经费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学田”，以田租作为经费的来源。但到了后期，一些书院，尤其是那些城市的书院，往往用房租、银行利息作为书院经费，反映出社会经济的一些发展变化。
一般而言，书院的经费依靠学田。书院学田的来源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私人捐赠。书院是“乡党之学”，它的兴起主要靠地方士绅、学者的支持，支持的形式之一就是捐赠田产。朱熹任知南康军时，为了资助白鹿洞书院，就亲自捐钱买田。大量的地方书院，其经费的来源主要或完全依靠私人捐赠的学田或者是由一些退休官员、大家族独家捐资，如元代湘潭的主一书院等。
第二是有朝廷、官府正是赐予拨给学田。在历史上，书院遭到统治者严厉禁抑的时间并不很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官府还是支持书院的。官府支持书院的最直接行动，就是拨给学田。北宋初年几所著名书院，如湖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均得到朝廷赐田。当然，朝廷赐田毕竟有限，数量更多的则是地方官府拨给的学田。
书院经费的用途很多，包括山长和教职工的薪金、生徒的膏火钱、书院维修费、祭祀费、购置图书费以及其他日常开支的费用。
书院经费的开支，可以反映出书院内部各种人员的经济待遇和教学活动在书院经费中的比例等情况，对我们了解书院内部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以岳麓书院为例，一个学生的膏火费要高于书院一般管理人员的薪金，至于山长、教师的薪金远远高于从事管理的监院、书办等人员薪金数倍或数十倍。这基本体现了书院经营使用的一般特点。
对话：
沈仲亮
中国旅游报：在关于中国书院的历史中，您也提到了古代有“四大书院”的说法，但如今从不同导游的口中听到的往往是多个版本。除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是固定阵容外，其他两个各有说法。您对此有何看法?
朱汉民：中国古代就有“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是因为他们根据不同的历史文献。事实上，宋代初年出现了很多著名的书院，古代学者根据他们的阅历、见闻而提出不同的“四大书院”之说，是可以理解的。如今从不同人的口中听到的不同的“四大书院”的说法，只要有历史文献依据，我认为都是可以的。当然，如果是历史教科书，则应该选择比较权威、或者更加通用的说法。
中国旅游报：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当代教育体系中，应有“书院教育”的位置，重拾传统。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复古倒退。您的观点呢?
朱汉民：由于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许多人主张恢复兴书院教育传统。我对此持肯定的态度。我是从两个意义上主张复兴恢复兴书院教育传统。其一，中国书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但是中国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并没有对书院在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神和制度作吸收，梅贻琦说：“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所以，我们要将中国书院精神与现代大学建设结合起来，建立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现代大学教育体系。其二，在部分高校和民间社会，恢复、建立一些专门从事国学研究和教育的书院，让这些书院成为复兴、传承国学的学术、教育基地。
中国旅游报：您刚才提到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其中也有“游学”的传统。现在，一些中小学利用寒暑假时间倒是会组织“修学游”，但与“游学”本身差别还很大。您觉得书院可以在这种边游边学的模式中发挥起什么作用?怎么发挥作用?
朱汉民：现在不少机构组织人来书院作“修学游”。 到书院作“修学游”的群体有两种，一是中小学生，一是成人教育，后者以企业家、公务员为主。我认为书院可以在这种边游边学的模式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古代书院大都有好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书院本身很深的文化内涵，如果在这些地方学习古代经典、历史文化，确实有将文化体验和知识学习结合的优势和特色。
中国旅游报：事实上，在对待留存下来的书院态度上，很多人也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应该强调保护，避免游人的侵扰;也有人认为应该还有开放心态，要活态传承。您作为岳麓书院的掌门人，您的态度是什么?
朱汉民：我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岳麓书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方面，我们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保持其历史文化的原貌，并恢复了书院的教学、研究、学术交流的功能;另一方面，岳麓书院是一个国家5A级景区，每年接待60万左右的游客，并没有給文物保护、教学学术功能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其实，游客来书院也是一个学习、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保护书院的目的之一是要承担这一社会责任。
中国旅游报：如今，不少人都愿意到书院里走走看看。您认为游人在离开书院后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带走的?
朱汉民：中国书院是儒家文化、传统教育的中心，到书院里走走看看，最重要的了解、学习古代儒家士大夫做人、治学的态度、经验。书院的对联、碑刻、匾额中有大量这一方面的内容。
中国旅游报：毫无疑问，现在一些地方对于保护、传承书院文化确实也重视起来，但同样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您觉得在发扬书院文化的进程中应该警惕什么问题?您对前景怎么看?
朱汉民：现在大家对传承书院文化确实重视起来，出现了所谓“书院热”现象。但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没有历史依据的胡乱修复古代书院建筑、利用书院名目而以商业利润为唯一目的，等等，我觉得这是在发扬书院文化的进程中应该警惕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