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岸

（接2021年1月29日）

成为诗史之情怀

杜甫出身儒官世家，其祖是晋代儒将杜预，才情极高。外祖母家世显赫，是当朝李氏的嫡亲。武则天当政时被清洗，李隆基时被流放的李氏王室归京，其祖母亦在其中。祖父及外祖父都是唐王朝权力中心，随着政治斗争而命运坎坷。杜甫父亲杜贤倒是没有大的波折，儒官家风传承，书香陶冶才情，如此，杜甫生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就不足为奇了。科举落第，困居长安，报国无门。面对李家王朝风雨飘摇，官僚昏庸腐败，民间苦不堪言，屈辱困守长安十年，回家探亲幼儿饿死，却依旧不改爱国情怀，痛彻民间疾苦，这决然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做到的。安史之乱时，诗人建言献策《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等诗作，还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中的爱国热情，特别是晚期《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那种思乡归故的心情跃然纸上。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民间叙事视角。杜甫处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其诗作反应了社会矛盾、人民疾苦，记录了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巨变。“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他把视角瞄向底层人民，著名的三吏三别，把当时的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以长篇叙事诗的形式，定影在历史的长河中，给后人留下比史料更珍贵的诗史，这是统治者没有料到的。无用的文人，却是名流千古的雅士，如实刻画了他们丑恶的嘴脸。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诗人胸怀广阔、关注底层的真实写照。当政者固然主宰历史，史家当然书写历史，可是，文人诗文里的历史更为大众所熟知。赵盾试图改变“赵盾弑君”的历史，终于长叹一声没有拗过史家，齐国催柕杀了两位史官也没有改变“催柕弑其君”的记载。这是史家的力量。可是，文人的力量似乎更加强大、更加持久、更加广泛。《赵氏孤儿》妇孺皆知，可是原本的历史并不如此，《左传》上甚至就没有屠岸贾这个人，不过是晋国君臣相忌而已。大众心中的诸葛亮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并非是《三国志》的诸葛亮。这难道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穷困落魄文人的力量吗？帮闲文人，难道真的只是帮闲吗？始皇暴虐，焚书坑儒，难道他得到了想要的江山稳固吗？

悲苦凄冷之成就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所不能。”说的就是杜甫，他一生可谓历尽悲苦，困守十年，幼儿饿死，西南漂泊，穷死于一条破船上。正是因为如此遭遇，使得诗人对时事有了切肤之痛，有感而发。诗于诗人，是胸怀国家，放眼天下，关注底层，悲悯黎首，诗歌不再是风花雪月的抒情，不再是优游山水的吟唱，不再是应景应酬的高雅。杜甫把诗歌从风花雪月的空幻抒情，转换到抒发理想抱负的实际心声，拓宽了诗歌的视野。

杜甫对诗歌的另一大贡献，是把诗歌的抒情性转成了诗歌的叙事性，这也正是“诗史”称谓的由来。他用诗这样的文本，描绘了一个又一个底层人民悲苦的故事。民间疾苦，变成了笔底的波澜。

前没后扬之盛名

杜甫生前仕途失意、穷困潦倒，从左拾遗到工部员外郎，几度遭贬，尽管满腹经纶、满腔热忱，也难讨圣心欢愉，终于困死小船，客死他乡。但，杜甫的贡献，却不是当政者所能抹掉的。著名诗人白居易，推崇杜甫，唐朝名士韩愈，也推崇杜甫，他们的诗作都受杜诗影响。之后的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也受其影响。从而形成了晚唐独领风骚的现实主义诗派。

到了五代，中国刮起“新乐府运动”飓风，杜甫作为现实主义诗歌的首发者，备受推崇，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杜甫草堂遗址，重新修建，使之得以保存。

到了宋朝，文人备受重视，杜甫的名声达到了高峰，黄庭坚、陈师道专门探究杜诗的奇峭，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王安石、陆游、文天祥都受杜诗影响，把诗歌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一种载体。

苏轼把杜诗作为诗的典范，推向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他说“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君也欤”。杜甫当红宋朝，还有一个原因，是宋朝理学的发展，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儒家思想的政治抱负，与宋时理学相合。

“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困苦一生的杜甫，被后世追奉为诗圣，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困苦无奈，才成就了他的文学成就。倘若杜甫仕途通达，还会有一千五百多首不朽的诗作吗？还会有诗圣诗史之谓吗？犹如孔子，倘若得志，还有周游列国的窘遇，还有《论语》的经典，儒家的经世吗？历史没有倘若。时世也没有倘若。只叹世世皆相似，何想英雄落魄时。（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