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新作《山本》开宗明义，“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之志”。正是这一心志使得《山本》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容貌与风格，举凡山水禅林、寺庙、胜迹、风土、政商、村镇、人物、动物、风俗、人情等都在小说中获得了民主的空间和平等的位置，各自缠绕着席卷过秦岭大地，仿佛是刻意配合那个被贾平凹称为“一地瓷的碎片年代”。也正是这一心志，使得《山本》与贾平凹的《老生》和陈忠实重要作品《白鹿原》相比，形似神异，具备了另辟一路枝叶横生的“繁花”品质，质地和纹理俨然不同。历史始终是迷人而妖娆的，它是解放的力量和新的迷宫制造者，能最大限度地承载世事和作家不断掘进的心劲。

《山本》以秦岭深处的涡镇为盘踞之地，童养媳陆菊人从娘家带来了三分胭脂风水宝地，被不知情的公公赠予井宗秀葬父。井宗秀也在此时开始命运的转变，涡镇随之发生了激烈动荡，国共两党及其各种次生武装，逛山、刀客、土匪等多股势力陆续现身。从宏观背景来看，井宗秀和井宗丞兄弟所参与的是民国时期大历史，井氏兄弟的历史原型，在历史中对于西北地区和革命局势都有重要影响。

《山本》保留了模糊的大历史的路线走向，在具体的世景风尚上切入了另外的岩层，把秦岭的大历史当作“小争斗”来写，大历史没有故事，只有记载；限制在涡镇的格局里，在时间上也没有通常革命历史小说清晰的纵贯线，模模糊糊十几年的历程中，大历史的转折、结点是被排除在外的。大处写虚，小处写实，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层出不穷，涡镇的日常里，有一种《清明上河图》的气质，路上遇到人和狗、猫、蛇、蚊虫等等都要交代。在绵密的自然主义的网格里讲述历史，是作家以另外方式撬动和改写历史的心志和智慧。

《山本》有它独属的“大地的法则”，歌德说，所有无关紧要的事物终将消散，只有海洋与大地于此长留。当万事万物都以大地为准则和尺度的时候，它们必然会退居到小叙事的网格上去，一切都是细碎、偶然、短暂，甚至是可笑的。大地的法则不仅仅面对过去，它也有关现在和未来。

《山本》的文本编制和行文中留下了无数的天窗，三分胭脂地的传说，鬼魂、征兆、报应镶嵌在众多涡镇人物的生命和改写走向的重大事件中，它们与实际的生活肌理之间拱起一道漫长的门廊，那是文学和人的智力、能动性都无法渗入的地域。界限标注了敬畏和沉默之地，小说呈现了风中之灯式的生命陨落。断然的生命始终，叙事者甚至都没有提供任何惋惜和回声，这是作家的犀利和严谨，他在剔除那些长久以来堆积起来的叙事冗余。

自然主义式的呈现，丢弃叙事的冗余和陈规，《山本》找到了寻宝之路，但贾平凹走得不够彻底。《山本》中作家附体的麻县长、治病救心的陈先生、吹尺八度人的宽屋师傅，跟《老生》里的说书先生、《白鹿原》里的朱先生、冷先生，同属躯体在乱世、精神在星空的异类。他们从人的自然属性直接抵达玄幽的极端，实际上以其未卜先知、灵通剔透阻碍了对历史的呈现，削弱了作品深入的力量，也跟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和绵密的网格，出现了巨大的裂隙。

《山本》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陆菊人，她是秦岭大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地母”形象，她承受穷困和命运，聪明而有襟怀和担当；她助力井宗秀的事业和野心，她也有私心和欲望，她把宽屋师傅和陈先生当作心灵靠山……涡镇上发生的大部分故事，都是由陆菊人这里生长出来的。涡镇以外的世界，没有一个明晰的形象，某种信息和声音此起彼伏，但小镇的秩序依然保持着。小镇也是旋涡的中心，在面对外在的力量时，小镇表现出了杂乱、被动和随遇而安的状态。

贾平凹说《山本》无关战争，“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我”在“木头和石头”中的踪迹令人激动而充满遐想。人物的只言片语，花开花谢，戛然而止的故事，草草了结的英雄，像一个个天窗，等待着读者们填充更多的想象，毕竟大地是如此丰饶而神秘、坚硬而黑暗。

贾平凹又说：“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山本》自然主义式的写作只是裸露的齿轮，毕竟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而作家的脆弱的心，才是这部作品的重点，这是写作的法则和作品的表情，前路迢迢，永远有一个无法穷尽的滞重世界，需要作家清晰的自我与之对峙、交缠。涡镇这个整体或者秦岭志是用心构筑的大地的天窗，是让大地和自我释放的口子。

大地的品质是包容，宽容仁厚但也冷酷无情，《山本》把一切说尽，又仿佛从未开口，恰如大地的沉默一样。

（选自《新民晚报》 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