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岸

《一日三秋》，读得痛快过瘾。你不得不佩服，小说被刘震云玩绝了！

花二娘这个角色是虚构的，虚构有虚构的好处，处理得恰到好处，便是锦上添花。花二娘这一角色，使作品更有深度，而且这一角色更能体现刘震云小说特有的刘氏幽默。

在书中，陈长杰年轻时在舞台上扮演法海。本来扮演许仙的李延生对扮演白素贞的樱桃有情，偏偏嘴巴会说的陈长杰纠缠着樱桃，李延生知道陈长杰对樱桃有意，就割舍了这份感情。后来因为一把韭菜，樱桃上吊了，陈长杰走了，去武汉了。等到老了，陈长杰不无悲伤地感叹自己活了一辈子活成了一个笑话。于是每个人都感觉自己一辈子也只是活成了一个笑话，于是每个读者都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其实到头来都是一个笑话。

这里面讲了很多人，讲了很多人的生活。归纳一下，可以揭示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生活的遭遇与痛点、内心的欢喜与黑暗，最终在三餐四季中沦为扎心的笑谈。而刘震云在他笔下的《一日三秋》里，高超地将人生哲理全都掰碎，融进了一地鸡毛的生活。王朔评价，刘震云的作品把生活平庸化，随之也深刻起来，让人读来，大为震动。

有人放言：刘震云的《一日三秋》，看不懂是笑话，看懂是人生。这句话在我看来，是空洞而故作深沉的。

小说最后，刘震云写道：“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到底，是本血书。”哭书也好，笑书也好，血书也罢，这其实是说给生活听的。但我读完这本书，却一直在思考并试图探索这本书的文学形象及其意义。

我去年春上读了一遍《一日三秋》，今年的春上我本来打算再读一遍，虽然没能实现愿望，但我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

陈长杰、李延生、樱桃、陈明亮、马小萌这些都是棋盘上的棋子，而另外有两个人物一直烙印在我的心里，挥之不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形象、深刻。这两个人物，一个是六叔，另一个是花二娘。

作品开篇六叔就已经去世，但读着读着，当你已把六叔抛到九霄云外之时，猛然间却看到了六叔的身影，令你震惊。我个人的观点是，书中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其实都是六叔人生的外延。说白了，他们都是六叔生命中某个不同的方式或某个阶段。就好比雨果的《悲惨世界》，马德兰先生也好，沙威先生也好，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鲜活的形象，但他们只是一个个肉体，只是卞福汝主教大人思想的一面，他们活的只是卞福汝主教大人的思想，他们只是为卞福汝主教大人的思想而活。

这一写作手法在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中更是得以彰显。《蝴蝶梦》的主线人物“我”这一女性形象，其实并非主人公，真正的主人公是侣倍卡，她在作品的一开始就已经死去。作品的主线人物“我”只是一个时时处处折射出主人公侣倍卡形象的工具而已。

在刘震云的《一日三秋》中，六叔好像就是一个编剧或导演，陈长杰、李延生、樱桃、陈明亮、马小萌这些棋盘上的棋子，其生命历程中一些关键性的节点，冥冥之中似乎早已被六叔洞察，或者说被六叔前瞻性地分别画在了画上。甚至可以说，陈长杰、李延生、樱桃、陈明亮、马小萌这些棋盘上的或者说是舞台上的人生，都是在活成不同的六叔。在整部作品中，六叔这一形象不可小觑。

其次便是花二娘。当初我以为花二娘只是故事的引子，后来我意识到，应该是我错了。整个人间，其实都是花二娘眼前看得通透的舞台。也有评论者说，花二娘守情守了三千年，其实也是一个笑话。此话谬矣。我一直有一种直觉，花二娘没有那么简单。

花二娘，原名柳莺莺，她爱到延津人的梦里听笑话，要是把她逗笑了，就赏人家一个柿子，可要是笑话不好笑，她就让人背她喝胡辣汤，这人就被她压死了。

她是一个女人，她怎么能压死人呢？因为她在延津等她的情郎，等了三千多年，等得从人变成了望郎山，等得自己又想变成忘郎山。她是人还是山？像是，又不像是。想了一年，思考了一年，也算明白了，其实这一年也并没有刻意去想、刻意去思考，而是这两天着意写这篇文章，突然间醍醐灌顶：花二娘，既不是人也不是神也不是山，而是一种隐喻，指代的是“生活”二字！生活，既好笑又残酷，既像个笑话又像座大山。

有人这样说：“花二娘身后其实是一道生死门，迈得过去还好，迈不过去就是死。因为能讲得出笑话的人，还有扛住生活重担的勇气。一个内心泛不起一点涟漪的人，早就心如死灰，哪里有心情讲笑话呢。”这句话是对的。

人生本来就是个大笑话。何必为物所累，何必为情所困！

《一日三秋》里讲述的苦难，是我们普通人必经的生死离散。

加缪说：“我并不期待人生总是顺风顺水，但我希望碰到难关时，我可以是它的对手。”

我喜欢加缪所言，做生活的对手。无论何时漂泊到何处，一旦安顿下来，我会首先买一盆花草，放置到阳台上，或书桌上，或小凳子上，或墙边地上，让生活不失热情。③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