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书写在中原写作版图中呈现出不同的维度，于柳岸而言，多年基层干部的历练使得其对乡土世界微观政治秩序、权力话语有着清醒的认知。她的长篇小说《浮生》在主题开掘上，一方面致力于村庄格局下权力图腾的书写，以此透视制约乡土世界的主要力量下众生的劣根性；另一方面直面基层官场的政治生态。两者之间相互缠绕、相互叠加，进而丰富了中原乡土写作的叙事维度。

　　柳岸为周口地方作家群的代表人物。周口地处黄淮平原的深处，北接庄子故里，南邻楚文化胜地，曾诞生守拙的老子哲学。这里也一直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产区而存在，历史的积淀、相对封闭的空间意识，加上村庄紧密簇拥、人口众多的现实地理格局，使得一种文化体系中古老的蠕动形态和纤细的血管分毫毕现，由表征功能进而转换到符号功能之上，成为古老中国、现实中国的强大能指所在。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长期信奉一种“斗争哲学”。一种出于文化根性和生存现实的争斗，他们也敬天地、畏鬼神，但是会使出浑身解数投入人际间的争斗中，子嗣、耕地、宅基地、家畜、苗木，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权力秩序，乃争斗的主体内容。代代沿袭，进入文化基因中去，宿命般地动弹不得。人性之恶因这种文化基因的驱使，如困兽般蜷伏。柳岸对这一切耳熟能详，在写作立场上，她并非20世纪文学史中常见的出走——归来式的知识分子写作形象，她几乎没有离开过这方土地，关键的地方在于，基层工作经历使得她和生活的原生态之间，相互融汇又保持距离。相切意味着作家对素材的熟识程度，距离意味着审视和反思的可能。

　　按照谢友顺的看法，与高度雷同的城市经验不同的是，乡土经验带有天然的差异性，它是个别的、偏僻的，是贴着感觉的末梢生长的。差异性的存在，保证了作家的写作个性和独特想象的持续发生。《浮生》分“飘”、“泊”上下两部，全书近四十万字，以“我爷爷”柳三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生串联起柳家湾众生的命运起伏。作品从柳三的出生起笔，到柳三的坐化收尾，柳三的一生，“本我”色彩分明，一切从自我利益出发，从利害关系出发。无论《漂》中围绕“龙凤呈祥”手镯和卖地革命所展开的“以退为进”的谋划，还是《泊》中柳三置身基层官场和变身企业家之后为了能够“驾驭人心”而与柳小毛进行的斗智斗勇，柳三旨在赚取权力资本、人情资本的投机过程皆彰显出个体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和处处为我的内心算计，也对应了“能人”式的乡土社会底层农民的人生哲学。作品中，柳岸对于乡土叙事的差异性有着特别的钟情，小说的故事性因素和情节设置一直处于显著的位置。诸如柳三卖掉土地投奔革命队伍，设下计策巧娶原配妻子刘静雅，为身份平反而智闯地委大院，给老友齐四留下的便条一举击溃了一位恶儿媳的心理防线等等，类似故事性、传奇性分明的桥段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曾将情节视为叙事性作品的第一要素，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小说的成熟和演进，人物取代情节成为第一要素。诉诸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作品系列，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走向深化，小说中的叙事进程大多依靠细节描写和情理逻辑而加以推进。反观柳岸的《浮生》，故事性、传奇性因素与人物性格并驾齐驱，环境描写则被大大弱化，如此情状，从中可见出传统叙事资源中话本、评书、戏曲施予作家的结构性影响。故事性为小说的天然要素，一名优秀的小说家必然是位擅长讲故事的人。不过，故事性一旦过度，则很容易削平人物性格的深度。就《浮生》而言，因为故事性的考虑，作家更注重叙事进程的转折和切换，部分程度上忽略了细节描绘的经营。细节刻画为现实主义小说的根基，对比《静静的顿河》中麦列霍夫砸开冰冻的河面将枪支扔进水里的细节，《浮生》缺了点细节的升华和凝聚。

　　如黑格尔所言，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浮生》中的柳三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个体。出于对权力秩序的无限渴望，他信奉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文革”中即使是在两派争斗而被打回原形的情境下，也不忘与柳小毛争夺牛棚里夜话场上的话语权力。出于争斗的需要，在柳家湾他与柳小毛展开了一生一世的争锋，而在其他社会空间内，根据权力秩序的划分，他和一切有利害关系的人展开争夺，处处算计，为的是他心中所谓的“成大事”。他的斗争思维甚至延伸到家庭内部，无论是和妻子还是和孩子们，虽然没有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却也令人触目惊心。恩格斯曾阐发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将主体恶劣的情欲和贪婪视作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在柳三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个判断的精准。政治权力对于中原乡土社会的渗透，塑造了乡土世界的基本生态，并进而改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集权所造成的权力秩序的等级化，成了剪不断的辫子。柳三做遵循的斗争哲学，其实质就是为了攫取这一秩序的更高等级，在此秩序下，受益和受害二律背反，只要有更高的权力等级存在，人只能作为工具理性的存在。这样的历史定律也决定了他一生悲剧性的命运。小说结尾处，柳三为了避开火葬而穷尽智慧，为人生的最后一个算计而倾尽心力，最后阴差阳错，成了殡葬改革的第一人。如此结局，表面上看乃运气劫数所在，实际上，权力等级秩序方为最后的推手。除了权力的欲望之外，柳三的性格还包含了另外的维度。诸如出于生存策略而养成的生活智慧，诸如他对于刘凤仙这个女人的温情和怀念，以及他和齐四间斗争与温暖情谊的相互交织，还有他和柳小毛出于利益平衡的妥协与合作，以及他身上执着不服输的精神，皆拓展了其自身性格的宽度和厚度。经过作家的艺术处理，这个形象不再单薄，而是走向立体，当然也符合乡土人物扁平中又有尖顶的人格结构。

　　《浮生》中的人物形象序列，并非所有的人皆如柳三、柳小毛、柳大志那般投机钻营，还有像齐四这样隐忍、宽厚、善良且有情有义的人物。齐四的存在，是一个显著的亮色，一方面他以对立面的形式介入到主要人物的人生故事中，另一方面，作为亮色的存在，他也是柳三人格结构中可能性的一种投射。不夸张地说，乡土世界的人伦维系和传承，恰恰是齐四这样的乡土精英加以推动的。

　　除了权力等级秩序对乡土世界的制约之外，《浮生》还为我们揭示了另外一种力量，即一种对于阴阳风水学说的愚昧信仰。柳小毛处心积虑地去霸占原属于柳三的宅基地，以及小说开头柳三父亲对于风水的执迷等等，皆作为重要的情理逻辑线索，贯穿于小说文本之中。这种根植于乡土传统中的迷信思想，乃农耕社会下土地崇拜的剩余物，由此也延伸出底层文化中特有的命运观，他们无法直面一代一代人的悲剧现实，负面情绪不断累积，神秘主义色彩浓郁的命运观于是成了有效的出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启蒙的欠缺和现代性的必要性。

　　与墨白、孙方友、邵丽、刘庆邦等周口作家不同的是，柳岸属于一种自我觉悟型的作家。她的笔下，从地方口语的使用、人物的刻画，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再到故事性因素的突出，综合在一起，凸显出浓郁的民间气息和土里土气的原生态滋味。恰如狄尔泰所言：“一切沉思、严肃的探索和思维皆源于生活这深不可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