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佳
上世纪80年代后编纂的《淮阳县志》,对当地图书馆的缘起进行了细微叙述。这部县志显明:县城里曾有一所“崇经义塾”,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建造了一座藏书楼,面积约60平方米。就是这座藏书楼,于1928年改为县立中山图书馆,年拨经费120串,归县教育局管理。同时期,国民党县党部也设立了一所向民众开放的图书馆。
淮阳的这两所图书馆,在创立之初就甚为活跃。1929年,河南政治视察团前来视察,称赞中山图书馆“规模宏大,珍藏旧籍颇多,新籍搜罗亦颇宏富”,夸奖县党部图书馆“陈列社会科学书籍颇多,且尚适用”。鉴于县政府和县党部对图书馆事务的热情,河南省教育厅在这一年8月制订的《推广河南全省图书馆计划》中,把淮阳列为省垣开封之外拟增设的五所省立图书馆的地点之一(其余四地为洛阳、信阳、汲县、郑县,最终并未实施)。
1929年下半年,县党部图书馆易名为平民教育馆,主要业务仍是图书借阅。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省督学祁晋卿到淮阳视察,对中山图书馆也甚为欣赏。中原大战结束后,淮阳县的中山图书馆又一次得到省督学的赏识。在省教育厅发布的豫东十九县的综合评议中,这所图书馆因“收藏图书颇为宏富”,成为唯一被点名表彰的社会教育机关。
史料显示,当时的淮阳县教育局长王泮成并不满足中山图书馆的一枝独秀,还想在书报借阅事务上实现新的拓展。他在1931年的《教育行政计划书》中提出:这一年,要在城内再添设三处民众图书馆,“使四街各有一处”,同时采取“由教育局订报,派人管理、公布”的办法,“设民众阅报处多处”;第二年秋天,还要“着手筹办”区一级的民众图书馆。
不过,这个一揽子计划中的大多事项并没有完成。1932年的一份《淮阳县教育视察报告》显示,县城和乡间的民众图书馆均未增设,倒是“民众阅报处”有所起色、中山图书馆又有新的发展。
报告记载:中山图书馆的常年经费已增至1000元(1931年为650元),“设馆长馆员各一人”,“分藏书室,及书籍阅览室二部,内藏书籍一千五百六十一种,共一万零五百九十二册”,“有报章六种,杂志二十四种”。结论是“颇便阅览”。不过到了1933年4月,当省督学周祜光再来视察之时,淮阳县已无中山图书馆,却有了民众教育馆。
1991年的《淮阳县志》提及,1928年设立的国民党县党部图书馆,于1929年已改为平民教育馆。但这所教育馆在1931年已经不存。作此揣度有两个理由:其一,1931年河南全省县级民众教育馆情况汇总表上,没有淮阳县的记录。其二,是年及第二年的两份《淮阳县教育视察报告》也均无教育馆片言只语的记载。由此推论,在视察报告中出现的民众教育馆,应当是1932年下半年或1933年初重新组建的。联系到中山图书馆1932年的藏书“共一万零五百九十二册”,新组建的民众教育馆图书部也有“新旧书籍一万余册”,自然可知,后者系前者演化而成。当然,这种情状并非淮阳独有,河南的许多县都是如此。
作为历史上的一座府城,民国之初,淮阳县就设有省立中学和省立师范学校。1938年9月5日,日本侵略军攻陷县城,惨绝人寰地杀害了一百四十余名男女学生及公务人员,也将民众教育馆图书部藏书摧毁殆尽,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最终毁灭了这座古城珍贵的藏书积累。1991年的《淮阳县志》记载,流亡乡间的国民党县政府曾于1942年在水寨东门里路南建立图书室。抗战胜利后,又在重新恢复的民众教育馆内设立图书室,当然,书籍之匮乏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