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良

　　12月22日，是一年一度的“冬至”，是我国农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民间也称“冬节”、“长至节”、“亚岁节”等。

　　史籍中的冬至

　　据史籍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发现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同时根据“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将这一天称之为“冬至”，成为二十四节气中制订最早的一个，并被古人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唐朝开国宰相房玄龄等人合撰的《晋书》中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官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的记载，并有“献袜履之仪”，表示迎福绵长。清代苏州文士顾禄所著的《清嘉录》中更是有“冬至大如年”的记叙，这足以表明古人对冬至十分重视。古时的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是上天赐予的福气，因而古人在冬至这一天都要举行庆贺仪式。周朝时，冬至日作为新一年的开始，因而有“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的盛大礼仪，并于《周礼》中定下了“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的祭祀仪式，俗称“祭天”。

　　时至汉代，冬至被列为“冬节”，官府要放假并举行祝贺仪式，名为“贺冬”。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中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东汉大尚书崔寔所著的农业著作《四民月令》中也记叙云：冬至之日“进酒肴，贺谒君师耆老，一如正日。”南朝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中则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由此看来，汉代时冬至之日朝廷上下都要放假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欢乐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

　　唐宋时代，“冬至”与“岁首”并重，成为民间祭天祭祀祖先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还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仪式，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因而冬至这天更加热闹。南宋周密所著《武林旧事》中明确记载：“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谓之像过年”，同时还记述：“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作节。”宋代文学家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也记载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农、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

　　明清之时，人们对冬至更加重视，这天皆袭古俗，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到祠堂祭祀祖先，并向长寿年长者祝福，《江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的冬至之日，民间皆“悬祖考遗像于中堂，设拜奠，其仪并依元旦”。皇帝这天仍按旧制要举行贺冬祭天大典，大小官员着吉服放假三天。明代散文家刘侗、于奕正同撰的《帝京景物略》中就详细记曰：“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特别是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后，北京天坛的“圜丘坛”一直是皇帝贺冬祭天的地方。

　　古韵里的冬至

　　冬至既然是自古以来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自然也会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诗兴大发，以独特的感触吟咏之。现如今，友人相聚于冬至日之时，也会谈论起关于冬至的文化，而冬至古诗词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赏读间使人感受到冬至的文化韵味。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朝中为官时，面对宫中欢度冬至之景，有感而发，作有《小至》一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全诗情景交融，将宫女冬至之日绣花添线、吹琴娱乐的场面再现于读者眼前，同时展现了春天即将到来的美景，通读全诗，无异于欣赏一美丽的画卷，可以体味到作者当时的欢快心情。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一年冬至，在外为官的他只身来到吉祥寺，周围景色令其诗兴大发，信手拈来《冬至日独游吉祥寺》一诗：“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湿枯荄。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自得其乐的雅致。而与其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朱淑真作有另一《冬至》诗：“黄钟应律好风催，阴伏阳升淑气回。葵影便移长至日，梅花先趁小寒开。”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冬至节的喜庆热闹：击乐声声，阳气回升，葵影移动，寒梅花开。而在大诗人陆游的眼中，冬至却显得寂静清贫，这一点在他的《辛酉冬至》一诗中可以看出：“今日日南至，吾门方寂然。家贫轻过节，身老怯增年。毕祭皆扶拜，分盘独早眠。惟应探春梦，已绕镜湖边。”

　　古代诗人描写冬至的诗虽然比比皆是，但在民间流传最广、最通俗易懂的恐怕就是《九九歌》了：“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意思是说，从“冬至”之日起，冬天算正式到来，“九九歌”就是根据人们根据对寒冷的感觉表现出气候的变化。待“九九加一九”之时，冬天就算过完，春天真正到来了。

　　舌尖上的冬至

　　冬至节作为民俗节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便形成了独特的节令饮食文化，但因地域不同，所以风俗各异。

　　相传汉朝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音，呼作“馄饨”。恨以食之，并祈求平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子。因最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一天，因而后来每年的冬至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吃馄饨。后来，冬至成为民间节日，这天皇帝要祭天，而普通百姓则祭祀祖先。民间在祭祀祖先时，除一般的供品外，还要包些馄饨供奉。清代潘荣陛编撰的《帝京岁时纪胜》中就记载说：“预日为冬夜，祀祖羹饭之外，以细肉馅包角儿（馄饨）奉献，谚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之遗意也。”

　　在我国南方，冬至日也多食馄饨，并有冬至日以馄饨祭祖的风俗。馄饨在四川叫“抄手”，在广东称“云吞”，因其煮熟后像荷包蛋，为混沌初开，故名馄饨。据民间传说，春秋时期吴王沉湎于歌舞酒色。某年冬至歌宴，嫌肉食腻肥，很不高兴。西施乃用面粉和水擀成薄薄的皮子，内裹少许肉糜，滚水一氽之后，随即捞起，敬献夫差。夫差食之赞不绝口，问为何物。西施信口说“馄饨”作答。此后，“馄饨”这一美味逐渐传至民间，不但是纪念西施的创造，还为了庆贺冬至的“一阳出生”。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述当时杭州冬至习俗：“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作节。享先则用混沌。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混沌。”可见在宋朝，杭州人已经有冬至吃馄饨和以馄饨祭祖的风俗。晚清绍兴学者范寅在《越偐·饮食》中说馄饨“或芝麻糖裹以面粉，冬至日食”，可见古代绍兴还有甜味的馄饨。

　　每年农历冬至这天，我国很多地方都要吃饺子，民间还有“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的说法。据史料显示，这种习俗缘自“医圣”张仲景冬至舍药的故事。东汉时期，河南南阳稂东人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他访病施药，大堂行医。后毅然决定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其返乡之时，正是冬季。他看到白河两岸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舍“祛寒娇耳汤”医治冻疮。他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来，人们为牢记“医圣”张仲景“祛寒娇耳汤”之恩，学着“娇耳”的样子，在每年冬至之日包成食物而食之，俗称“吃冻耳朵”，后又称这种“娇耳”为“饺子”或“扁食”。现在，广大中原地区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至于说我国有些地区冬至吃狗肉的习俗则是起于汉代。相传，汉高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大将樊哙煮的狗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而且浑身发热，头上冒汗，于是连连称赞“冬至吃狗肉就是好”，从此在民间形成了冬至吃狗肉的习俗。中医认为，狗肉性热，在冬至天寒节令食之有壮阳补体之功效。现在的人们纷纷在冬至这一天，吃狗肉、羊肉以及各种滋补食品，以求来年有一个好兆头。而在江南水乡，有冬至之夜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习俗，这一习俗与古时一位叫共工氏的人有关。共工氏的儿子不成才，作恶多端，死于冬至这一天，死后变成疫鬼，继续残害百姓。但是，这个疫鬼最怕赤豆，于是人们就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饭，用以驱避疫鬼，防灾祛病。

　　另外，在我国江南的某些地区，“汤圆”是冬至之日的必备食品。“圆”意味着“团圆”、“圆满”，冬至所吃汤圆又叫“冬至团”、“冬至甜丸”，民间有“吃了甜丸大一岁”之说，俗称“添岁”，表示年虽还没有过，但大家已加了一岁。一般情况下，这种甜丸都是冬至的头一天晚上包好，第二天天亮时煮食。孩子们最盼吃这碗甜丸，往往夜里醒来都要问天是否已亮。然而天好像要与孩子们开玩笑似的，老是不亮，故民间有“冬节夜，啰啰长，甜丸未煮天唔光”的童谣。这种冬至甜丸可以用来祭祖，也可用于互赠亲朋。远在台湾的同胞们每到冬至之日都要用九层糕祭祖。他们先用糯米粉捏成各种象征福禄寿的动物，然后用蒸笼分层蒸熟，天亮后开始祭祖，随后便大摆宴席，同吃九层糕，称作“食祖”，以此来联络宗亲们的宗族感情。

　　如今，尽管各地冬至日的饮食风俗仍有不同，但大多数地区已习惯于吃饺子了。不过，这些丰富的饮食风俗，仍可谓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