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良
12月22日,是一年一度的“冬至”,是我国农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民间也称“冬节”、“长至节”、“亚岁节”等。
史籍中的冬至
据史籍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发现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同时根据“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将这一天称之为“冬至”,成为二十四节气中制订最早的一个,并被古人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唐朝开国宰相房玄龄等人合撰的《晋书》中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官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的记载,并有“献袜履之仪”,表示迎福绵长。清代苏州文士顾禄所著的《清嘉录》中更是有“冬至大如年”的记叙,这足以表明古人对冬至十分重视。古时的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是上天赐予的福气,因而古人在冬至这一天都要举行庆贺仪式。周朝时,冬至日作为新一年的开始,因而有“天子率三公九卿迎岁”的盛大礼仪,并于《周礼》中定下了“以冬至日,致天神人鬼”的祭祀仪式,俗称“祭天”。
时至汉代,冬至被列为“冬节”,官府要放假并举行祝贺仪式,名为“贺冬”。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中记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东汉大尚书崔寔所著的农业著作《四民月令》中也记叙云:冬至之日“进酒肴,贺谒君师耆老,一如正日。”南朝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中则有这样的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由此看来,汉代时冬至之日朝廷上下都要放假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欢乐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
唐宋时代,“冬至”与“岁首”并重,成为民间祭天祭祀祖先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还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仪式,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因而冬至这天更加热闹。南宋周密所著《武林旧事》中明确记载:“都人最重一阳贺冬,车马皆华整鲜好,五鼓已填拥杂于九街。妇人小儿服饰华炫,谓之像过年”,同时还记述:“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作节。”宋代文学家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中也记载说:“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农、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
明清之时,人们对冬至更加重视,这天皆袭古俗,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到祠堂祭祀祖先,并向长寿年长者祝福,《江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的冬至之日,民间皆“悬祖考遗像于中堂,设拜奠,其仪并依元旦”。皇帝这天仍按旧制要举行贺冬祭天大典,大小官员着吉服放假三天。明代散文家刘侗、于奕正同撰的《帝京景物略》中就详细记曰:“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特别是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后,北京天坛的“圜丘坛”一直是皇帝贺冬祭天的地方。
古韵里的冬至
冬至既然是自古以来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自然也会引得无数文人雅士诗兴大发,以独特的感触吟咏之。现如今,友人相聚于冬至日之时,也会谈论起关于冬至的文化,而冬至古诗词更是人们谈论的话题,赏读间使人感受到冬至的文化韵味。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朝中为官时,面对宫中欢度冬至之景,有感而发,作有《小至》一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全诗情景交融,将宫女冬至之日绣花添线、吹琴娱乐的场面再现于读者眼前,同时展现了春天即将到来的美景,通读全诗,无异于欣赏一美丽的画卷,可以体味到作者当时的欢快心情。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一年冬至,在外为官的他只身来到吉祥寺,周围景色令其诗兴大发,信手拈来《冬至日独游吉祥寺》一诗:“井底微阳回未回,萧萧寒雨湿枯荄。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自得其乐的雅致。而与其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朱淑真作有另一《冬至》诗:“黄钟应律好风催,阴伏阳升淑气回。葵影便移长至日,梅花先趁小寒开。”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冬至节的喜庆热闹:击乐声声,阳气回升,葵影移动,寒梅花开。而在大诗人陆游的眼中,冬至却显得寂静清贫,这一点在他的《辛酉冬至》一诗中可以看出:“今日日南至,吾门方寂然。家贫轻过节,身老怯增年。毕祭皆扶拜,分盘独早眠。惟应探春梦,已绕镜湖边。”
古代诗人描写冬至的诗虽然比比皆是,但在民间流传最广、最通俗易懂的恐怕就是《九九歌》了:“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意思是说,从“冬至”之日起,冬天算正式到来,“九九歌”就是根据人们根据对寒冷的感觉表现出气候的变化。待“九九加一九”之时,冬天就算过完,春天真正到来了。
舌尖上的冬至
冬至节作为民俗节日,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便形成了独特的节令饮食文化,但因地域不同,所以风俗各异。
相传汉朝时,北方匈奴经常骚扰边疆,百姓不得安宁。当时匈奴部落中有浑氏和屯氏两个首领,十分凶残。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于是用肉馅包成角儿,取“浑”与“屯”之音,呼作“馄饨”。恨以食之,并祈求平息战乱,能过上太平日子。因最初制成馄饨是在冬至这一天,因而后来每年的冬至这天,家家户户都要吃馄饨。后来,冬至成为民间节日,这天皇帝要祭天,而普通百姓则祭祀祖先。民间在祭祀祖先时,除一般的供品外,还要包些馄饨供奉。清代潘荣陛编撰的《帝京岁时纪胜》中就记载说:“预日为冬夜,祀祖羹饭之外,以细肉馅包角儿(馄饨)奉献,谚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之遗意也。”
在我国南方,冬至日也多食馄饨,并有冬至日以馄饨祭祖的风俗。馄饨在四川叫“抄手”,在广东称“云吞”,因其煮熟后像荷包蛋,为混沌初开,故名馄饨。据民间传说,春秋时期吴王沉湎于歌舞酒色。某年冬至歌宴,嫌肉食腻肥,很不高兴。西施乃用面粉和水擀成薄薄的皮子,内裹少许肉糜,滚水一氽之后,随即捞起,敬献夫差。夫差食之赞不绝口,问为何物。西施信口说“馄饨”作答。此后,“馄饨”这一美味逐渐传至民间,不但是纪念西施的创造,还为了庆贺冬至的“一阳出生”。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述当时杭州冬至习俗:“三日之内,店肆皆罢市,垂帘饮博,谓之作节。享先则用混沌。贵家求奇,一器凡十余色,谓之百味混沌。”可见在宋朝,杭州人已经有冬至吃馄饨和以馄饨祭祖的风俗。晚清绍兴学者范寅在《越偐·饮食》中说馄饨“或芝麻糖裹以面粉,冬至日食”,可见古代绍兴还有甜味的馄饨。
每年农历冬至这天,我国很多地方都要吃饺子,民间还有“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的说法。据史料显示,这种习俗缘自“医圣”张仲景冬至舍药的故事。东汉时期,河南南阳稂东人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他访病施药,大堂行医。后毅然决定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其返乡之时,正是冬季。他看到白河两岸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舍“祛寒娇耳汤”医治冻疮。他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来,人们为牢记“医圣”张仲景“祛寒娇耳汤”之恩,学着“娇耳”的样子,在每年冬至之日包成食物而食之,俗称“吃冻耳朵”,后又称这种“娇耳”为“饺子”或“扁食”。现在,广大中原地区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至于说我国有些地区冬至吃狗肉的习俗则是起于汉代。相传,汉高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大将樊哙煮的狗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而且浑身发热,头上冒汗,于是连连称赞“冬至吃狗肉就是好”,从此在民间形成了冬至吃狗肉的习俗。中医认为,狗肉性热,在冬至天寒节令食之有壮阳补体之功效。现在的人们纷纷在冬至这一天,吃狗肉、羊肉以及各种滋补食品,以求来年有一个好兆头。而在江南水乡,有冬至之夜全家欢聚一堂共吃赤豆糯米饭的习俗,这一习俗与古时一位叫共工氏的人有关。共工氏的儿子不成才,作恶多端,死于冬至这一天,死后变成疫鬼,继续残害百姓。但是,这个疫鬼最怕赤豆,于是人们就在冬至这一天煮吃赤豆饭,用以驱避疫鬼,防灾祛病。
另外,在我国江南的某些地区,“汤圆”是冬至之日的必备食品。“圆”意味着“团圆”、“圆满”,冬至所吃汤圆又叫“冬至团”、“冬至甜丸”,民间有“吃了甜丸大一岁”之说,俗称“添岁”,表示年虽还没有过,但大家已加了一岁。一般情况下,这种甜丸都是冬至的头一天晚上包好,第二天天亮时煮食。孩子们最盼吃这碗甜丸,往往夜里醒来都要问天是否已亮。然而天好像要与孩子们开玩笑似的,老是不亮,故民间有“冬节夜,啰啰长,甜丸未煮天唔光”的童谣。这种冬至甜丸可以用来祭祖,也可用于互赠亲朋。远在台湾的同胞们每到冬至之日都要用九层糕祭祖。他们先用糯米粉捏成各种象征福禄寿的动物,然后用蒸笼分层蒸熟,天亮后开始祭祖,随后便大摆宴席,同吃九层糕,称作“食祖”,以此来联络宗亲们的宗族感情。
如今,尽管各地冬至日的饮食风俗仍有不同,但大多数地区已习惯于吃饺子了。不过,这些丰富的饮食风俗,仍可谓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