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俊松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凡成就卓著的作家，他们生前往往是充满矛盾、处境尴尬、历尽坎坷的。祖籍陈郡阳夏（今太康县）晋宋之际的谢灵运，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以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钟嵘《诗品》把他评为“上品”，认为他兴高才多，风格繁富。指出他的作品具有“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的优点，称赞他的作品犹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沙尘”，品质高洁。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也都对他仰慕有加。李白推崇其诗的风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杜甫羡慕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歌才华，希望自己能写出他们那样的作品，他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韩愈在列数前代诗歌成就时，有这样两句：“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荐士》）；白居易赞美友人诗写得好，是“动笔诗传鲍谢风”（《寄李蕲州》）。但是，谢灵运的仕途遭遇却乏善可陈，完全可以用矛盾、尴尬、坎坷、悲情等词语去描述。

　　毛泽东阅读清人沈德潜编辑的《古诗源》中谢灵运名篇《登池上楼》这首诗时，写下了如是批语：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毛泽东文史古籍批语集》）谢灵运的一生都充满了矛盾，也许正是这种矛盾，才使他对山水情有独钟，才造就了诗人谢灵运。白居易对此有很好的阐述，“……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读谢灵运诗》）

　　谢灵运的家族，是晋朝最著名的两大家族“王谢”之一的谢氏。曾祖叔是晋代名相谢安；祖父是淝水之战的主将车骑将军谢玄；晋代著名的大诗人、大官僚谢混，则是灵运的从叔。谢灵运童年就得以袭封为康乐公，食邑三千户。他在晋末曾出任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太尉参军等。入宋后，因刘裕采取压抑士族政策，降爵为康乐侯，出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元嘉十年(433年)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谢灵运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与异乎寻常的经历，他从小被送到钱塘道士杜明的道观里，15岁才送回家中，追溯谢氏家族，自东晋以来都是信仰道教，然而他后来却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且对佛教理论研究造诣很深。他在写作大量山水诗的同时，也写了一些关于佛教、玄学、儒学等方面的文章。如唐人道宣编著的《广弘明集》中就收有他写的《与诸道人辨宗论》，论证佛教真谛及与玄（儒）的关系，其论点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按照佛教戒律，教徒是不允许蓄发、留胡须的，然而谢灵运却是闻名遐迩的“美髯公”，在广州被执行斩刑之前，他还把被当时人们看作是天下无双的漂亮胡须施舍给广州佛寺，这真是矛盾重重，让人不可思议。

　　谢灵运出身士族豪门，自幼精于文墨，同时，又是纯粹的“将门之后”，因此不论在诗书文章还是治国安邦方面，他都具备了一定的才能。可是，他的才能只是用来陪伴皇帝赏玩，朝廷一方面既需要有谢灵运这样的文坛领袖来装点门面，但又不愿意付与实权，这与谢灵运那高远的志向和高傲的脾气相矛盾，他很不情愿屈居文学弄臣的角色。矛盾冲突的结果当然是被解职、被冷落。表面上对此淡定的谢灵运，在内心深处，其实是很希望能成就一番事业的。先朝遗民与新朝侍臣的双重身份使他进退两难，愁肠百结。

　　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在永嘉太守任上，谢灵运一方面寄情山水，创作大量诗作，委婉地抒发了他对京都的留恋和受排挤、压抑的愤懑；另一方面与一大批名僧如法勖、僧维、慧琳、法纲等相往来，共探佛理，跋涉在一种或隐或仕的人生苦旅中，心中不快，郁郁寡欢。

　　谢灵运的身份地位，是典型的官二代、富二代。但是谢灵运又不像一般公子哥那样只追求奢侈豪华，他喜欢对奢华的东西进行改造。《宋书》本传记载，他穿的衣服用的器物总是要改变一下式样。结果新款式一出来就“世共宗之”，立即成为全国最流行的款式。《世说新语·言语》上说“谢灵运好戴曲柄笠”。但他又不总是“头戴曲柄笠，脚著谢公屐”一副样子，他会有各种不同的配搭，随着季节、场合、用途不同，他会设计出各种不同风格的服饰、装备。用今天的话说，谢灵运是一位时尚达人。这种时尚太超前了，往往与周围格格不入，产生矛盾。

　　谢灵运的生活方式简直就像是当年美国的嬉皮士。嬉皮士作为一种现象，在二十世纪观念开放的美国尚且被视作另类，何况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晋代！谢灵运的“怪异性情”和他必将面对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了。像谢灵运这种人，在那样的社会状态中，基本没有生存的可能，这就注定了他坎坷、矛盾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