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瑞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没法活。”这句顺口溜，五十年前人人都会说，五十年里很多人也会说，五十年后的今天仅剩一部分人会说了。不过，即便是这一部分人，在说这句顺口溜的时候，其心情、感情、表情也迥然不同——有人泪流满面、有人义愤填膺、有人痛苦难言、有人摇头叹息、有人嘻嘻一笑、有人哈哈一乐、有人随说而说、有人说了忘了……

　　曾有这么一件事。一天，两个孙子从街头买来两块烤红薯，让爷爷吃。爷爷推托说，他不吃。爷爷说，在五十多年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吃红薯吃伤了胃。大孙子批评爷爷说，爷爷，你咋恁贪嘴哩！二孙子批评爷爷说，爷爷，你咋恁娇气哩！爷爷无言以对。顿了好长时间，爷爷说，小孙孙，你们年龄还小啊！

　　要讲农耕文化，是不能不讲“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红薯的。但那几年究竟为什么吃红薯，过去人们是不敢讲的，也是讲不清楚的。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如今，五十多年前那隐进历史的档案解密了，那“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没法活”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了。

　　其实，红薯，也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副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竟摇身变成了主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指的是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间。在这三年间，我们河南、我们豫东，自然灾害有之，但人为的灾害却是更甚更甚。1958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伴随人民公社的兴起，极左思潮爆发，上上下下很多很多人头脑发热、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浮夸成风。省长吴芝圃看到红薯亩产比小麦亩产几十斤或百十斤高得多，为了数字的辉煌和面子的光彩，就极力提倡种红薯。当吴芝圃排挤掉潘复生、任上省委书记后，就发动各行各业各部门各单位大放“卫星”，谁不放“卫星”就“反右倾”“拔白旗”“炒马虾”。于是，河南转瞬实现了亩产千斤省，小麦亩产卫星有2105斤的，还有3530斤的……紧随而来，玉米卫星、大豆卫星、高粱卫星、谷子卫星、棉花卫星、红薯卫星……一个接一个腾空而起。

　　本来，数字是枯燥的，但这枯燥的数字是要兑现交公粮的。交过公粮后，生产队的囤里还有粮食吗？有哇！有麦糠、有谷草、有豆秸、有薯秧、有玉米秆子……那是被伪装成的粮食呀！没有粮食吃，社员们就只好吃红薯。不过，秋末收红薯时，社员们仅仅赶着牛驴拉起犁子在地埂上趟一遍，把露头的红薯捡起来，未露头的红薯就全坏在了地里。1959年春，当社员们薯不果腹的时候，就想起了坏在地里的红薯们，谁还管它坏不坏、霉不霉、苦不苦、毒不毒。当坏红薯也吃不到口的时候，社员们就只好吃野菜、吃草根、吃树皮、吃河蒲、吃各种各样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东西。1959年秋大旱，地里所收无几，民不聊生，“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对于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后来，党中央把他调离了河南，不久又撤销了他的职务。

　　红薯是不能天天吃的，坏红薯更是不能天天吃的。既然所迫天天吃红薯、天天吃坏红薯，那就千方百计地吃吧！一是煮着吃，二是蒸着吃，三是切成片、晒半干熬着吃，四是切成片、晒干透、磨成面做馍吃、做饼吃、做糕吃、做粥吃、做面条吃、做丸子吃、做包子吃，五是刮成丝子炒着吃、煎着吃、炸着吃，六是把红薯磨碎、沉淀出芡粉来做汤喝……那时候，还少有油盐酱醋，任你手头再巧，做来做去，红薯还是红薯。于是，人们吃得百病齐生。红薯呀红薯，我实在不忍心评说你的功过是非。

　　风霜雨雪，酸辣苦甜……如今，吃着汉堡长大的年轻人，偶尔吃吃红薯，倒也是享受！如今，对龙虾、螃蟹也不希奇的土豪们，偶尔品品红薯，倒也是幸福！如今，已经长时间没有吃过红薯的“过来人”，偶尔尝尝红薯，倒也体悟到很香很甜很有风情和滋味儿！

　　红薯，又走上了日常生活的一种副食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