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朝鲜

　　八、献计练兵

　　袁世凯小站练兵，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因为那是袁世凯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起点，北洋新军也因此成为袁世凯日后混迹晚清官场作用最大、分量最重的政治资本。但要是说早在十几年前，二十岁出头的袁世凯已经远在异国他乡，帮助朝鲜政府编练过新军，就不一定有多少人知道了。今天看，这次练兵不只是袁世凯在朝鲜时期的一个重要政绩，也是他将自己以往学习、积累的军事知识转化为治军能力的一次重要的实践活动，甚至为袁世凯十几年后的小站练兵积累了最原始，也最宝贵的实践经验。

　　袁世凯认为整顿武备，练兵自强，是朝鲜政府御外辱、定内乱的根本所在，所以他极力劝告朝鲜大臣金允植、金昌熙向韩王进言练兵。查阅金昌熙所著《东庙迎接录》，袁世凯分别于壬午年七月二十八日和八月十二日两次建议金昌熙向韩王进言，劝李熙练兵自强。其中在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道：“我前晤云养（金允值，号云养）劝其急于练兵，以制全局，以慑外侮，而竟归淡漠，如何可也？何不趁我军在此，择送精卒，由我军训练几月，再授以自统，原非大难事。何不先试炼一营五百人，以观后效，能有劲旅三千人，政可行，侮可捍。然将才不易也。如值中邦一朝有事，或恐不暇顾及，何不图自立，以为长久之计？”①

　　不少传记作者常以这件事作为证明袁世凯善于权谋，精于运筹，醉心功名，爱出风头的典型事例。言下之意就是，自己想在朝鲜显摆能力，代韩王编练新军，偏要鼓动朝鲜大臣去游说韩王，然后自己再攫取练兵的权力以自重。这种说法真的是太抬举袁世凯了。因为，像朝鲜练兵这样重大的事情，以袁当时的地位和实力根本无法推动。在朝鲜，最先提议朝鲜练兵自强，且将方案系统化的人并不是袁，而是他的老师——张謇。

　　查阅张謇日记，《朝鲜善后六策》成文的最早记录是八月十八日，那天张謇在日记里写到：“写《朝鲜善后六策》稿。”其八月三十日的日记中又记载，“以《六策》示道园（朝鲜官员金弘集，号道园）、浣西，谓纯正切近，必可行。”第二天，金弘集等二人离开时，坚请张謇再次东渡朝鲜扶助韩王，张謇感慨道：“《六策》如行，虽为朝鲜宾师可也，不然去何益？”②张謇拒绝了两位朝鲜官员的盛情，因为他清楚自己的建议不会被回任北洋的李鸿章承认，而根本无法落实。果然不出张謇所料，《朝鲜善后六策》被墨绖回任的李鸿章束之高阁，不予上奏。然张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朝鲜善后六策》日后竟成为李鸿章和张树声、吴长庆翻脸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原来，张树声的儿子张华奎在北京某部当差，曾利用假期到北洋官署看望父亲，闲暇无事便将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等人写给父亲的公文做了部分载录，其中就包括包括张謇呈给张树声的《朝鲜善后六策》。张华奎回到北京后，便在自己的清流朋友中拿出来传阅，大家都认为张提出的“六策”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必由之路，非此不足以保证朝鲜安全。有好事的官员“向军机处或总理衙门两机关探询政府，对于张謇善后六策之意见，而此两机关之人，皆茫然不知。后来才知道，此六策已因李鸿章之不同意，而并未上达。于是一般平时对李鸿章外交政策不满意之人，议论纷纷。有某御史曾上一密摺，请皇太后、皇上对于鲜（朝鲜）事，要辰衷独断。词气之间，既有指斥李鸿章之意味。此摺留中未发，但为鸿章侦知，遂以为此种事实，皆张树声、吴长庆所造成，并断定树声、长庆二人有借此机会，合力推翻其本人政权之阴谋，于是不动声色，暗中布置如何对付此二人之步骤。”③三个老乡反目成仇。

　　但此时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对自己消极的朝鲜政策进行反思，因为慈禧太后对《朝鲜善后六策》赞赏有加，极力推崇。这一切要归功一个人，张佩纶。张佩纶，字幼樵，一字绳庵，又字篑斋，直隶丰润县人，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进士。张佩纶为人耿介，系“清流”名臣，以弹劾权贵大臣闻达朝野。中法战争受贬后，被李鸿章招为女婿。他是民国才女张爱玲的爷爷。他的堂侄张人骏历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后与袁世凯结为儿女亲家。张佩纶丁母忧期间生活陷入困顿，遂入李鸿章幕赞纾困，深受李的信任和倚重，但张对李的很多做法并不买账，常常与之争得面红耳赤。

　　张佩纶是读到张謇《朝鲜善后六策》的清流派官员之一。读完《六策》，张佩纶深以为然，认为这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看到《六策》被李搁置，惺惺相惜，情有不甘。细细研读后，张便在此基础上稍作改动，以自己的名义将《朝鲜善后六策》献于李鸿章，并上奏两宫，最终赢得慈禧太后的赞赏。张佩纶进献《朝鲜善后六策》，完全是不避抄袭剽窃之讳，代张謇进言上奏。张佩纶的《朝鲜善后六策》被送到李鸿章的案头后，除少数极端的部分未被采纳外，多数建议都得到了李鸿章的贯彻落实。从这一点说，李鸿章确实做的有点过分，因人废言，视国家民族大义如草芥；苟全一职，不问邪善哪怕侍虎亦作伥。

　　张謇的《六策》原文今天已经遗失，但1911年，在至奉天交涉使兼葫芦岛商埠督办韩国均的信中，张謇提到了当年《朝鲜善后六策》的梗概，我们从这封信中也得以窥见《六策》之一斑。其六策是：第一，清廷可以仿照汉朝在朝鲜设置元菟郡和乐浪郡的先例，改设朝鲜为郡县；第二，也可以仿照周朝时的旧例，在朝鲜设立监国，派官员直接管理朝鲜；第三，在清廷主导下，对朝鲜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修内政，固国本；第四，责令朝鲜自行改革政治；第五，清廷直接在朝鲜重要海口驻扎重兵，共同防御日、俄，以巩固东三省门户；第六，帮助朝鲜编练新军，加强其自控内乱能力，防止再有“激变生事”的危机出现。对于日本，张謇则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流虬（“流虬”通假字，应为“琉球”）。时张靖达公（张树声）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天下后世，谁复知亡东三省者罪在李鸿章乎？”④

　　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立即在清流中引起强烈反响。就当时的情形看，如要达到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目的，如要断绝日本、俄国对朝鲜的觊觎之心，似乎非要在《六策》中选择某些措施加以实施不可。同时，在积贫积弱，受尽西方列强凌辱的大清官员看来，实施《六策》，反制日本，无疑是一支强心针，令他们的大国情怀陡然而生。张謇之所以主张对日开战，收复琉球，主要源于他对日本军队战斗力的低估。其在1882年八月初三的日记里记载，“日使花房义质谒延陵（吴长庆）。日兵甚弱，行不成列，吾甚惜朝人以五十万元款之为失计也。”⑤

　　中国对朝鲜积极的外交政策开始逐步施行，除帮助朝鲜练兵之外，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又有三批中外官员先后受北洋指派进驻朝鲜。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向李鸿章推荐德国人穆麟德，建议由其担任朝鲜总税务司一职，李鸿章接纳了他的建议。适逢早年送美留学的幼童回国，李鸿章从中挑选唐绍仪、吴仲贤跟随穆麟德赴朝。壬午政变后，吴长庆、丁汝昌负责军事援护，马建忠负责指导朝鲜外交。1882年8月30日，朝日签署《利物浦条约》，引起国内舆论大哗，一致谴责马建忠在帮助朝鲜外交谈判时，软弱无力让日占尽便宜，其中最招众怒的一条就是：朝鲜向日本政府赔偿50万日元，每年支付10万日元，五年内偿清。马建忠因此声名狼藉，加之与庆军交恶，不得不怅然离开朝鲜。但朝鲜对外与泰西各国建立贸易协定，李鸿章征求马建忠意见后，派马建忠的哥哥马相伯，到朝鲜帮助韩王处理外交事务，其幕僚为当时名士王伯恭。次年初，北洋政府又派陈树棠为驻朝鲜通商事务大臣，常驻朝鲜。

　　至此，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开始超过日本。（未完待续） 

　　注： 

　　①金昌熙著《东庙迎接录》。见《袁世凯全集》第一卷，第17页

　　②张謇著《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六卷，第206~207页

　　③刘厚生著《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1985年4月版，第17页

　　④张謇著《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一卷，第204~205页

　　⑤张謇著《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六卷，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