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郭坤 文/图

    核心提示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展览部主任、周口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罗勇近日将珍藏多年的日军侵华影像、画册资料向社会公布。

    这些主要反映侵华日军战事、军官生活、社交活动等的影像、画册，曾经是日军侵华炫耀“战功”的记录，现在却成为他们无法抹杀的罪证。一张张珍贵的图片就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甩在至今仍不承认侵华历史、拒绝道歉和反思的日本政客脸上。

    收集这些珍贵的影像、画册资料，耗费了罗勇许多精力和财力，但他认为很值得。罗勇认为，这些资料属于全社会，他将无偿向需要这些材料的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展览馆等社会公益机构及个人提供，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

    罗勇是一名专业摄影师。1984年，16岁的他第一次接触摄影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8年在中国摄影函授学院二期班学习摄影后，罗勇便开始专业从事摄影工作。

    在从事摄影的过程中，他对影像收藏产生了浓厚兴趣。“我本身是从事摄影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纪实影像在某种层面上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发现，影像收藏在中国基本上还处于空白。在很多情况下，影像只是作为资料在使用，人们并不注重影像实物的收集与保存。”罗勇告诉记者，“其实，影像的这种实物保存，不仅具有文物价值、经济价值，它还具有社会价值。”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06年，罗勇开始收藏影像。截至目前，他已经收藏了两万多张历史影像资料，其中包括摄影技术发明以前英国人出版的关于中国的铜版画，清末中国的蛋白照片、立体照片，清末家具、清末铁路照片等珍贵的影像材料。

    “在收藏影像的过程中，我零星收到了一些有关中国抗战的影像和画册资料。”罗勇说，在将这些抗战题材的影像归类到一起时，他深深意识到，对于中国而言，这些抗战影像和画册资料的社会价值远远大于其自身的文物价值和经济价值。“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接触到了（这些抗战影像），就有责任去收集和保存，让其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价值”。

    于是从2009年开始，罗勇开始着力于收藏抗战题材的影像资料。罗勇说：“常见于市面的抗战题材影像，多是当时的中国人自己拍摄的。而收藏日本军队拍摄他们自己生活、训练、包括战场的影像资料却很少见，我把这一块作为自己的收藏重点。”

    收藏抗战题材的影像资料，耗费了罗勇不少精力和财力。“潘家园”等一些全国著名的旧货市场出现过他淘换的身影；“北京华辰”等一些全国有名的拍卖市场里响起过他叫价的声音。有时为了收集一些影像资料，他还委托自己的日本友人不惜重金从日本收购。

    凝聚罗勇大量心血的万余张影像资料涵盖了从日本移民东北，到1937年“七七事变”，再至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的侵华日军战事、军官生活、社交活动等内容，很多都是罕见的孤本。

　  在罗勇收藏的这些抗战题材的影像和画册资料中，分量最重的当属一套名为《支那事变画报》的画册。

　　《支那事变画报》创刊于日本昭和十二年8月3日（1937年8月3日），由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共同出版发行，内容均为新闻社特派员随军拍摄采写，记录了1937年至1941年日军侵华的所有战线、战役和战况，涉及日军侵略过的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合肥、保定、开封、武汉、重庆、济南等许多中国城市。每一期《支那事变画报》里都有大量的图片，每幅图片均有详尽的说明与署名。

　　罗勇收藏了全套《支那事变画报》，共101期。记者看到，《支那事变画报》创刊号（第一期）的封面上印有“陆军省许可、支那驻屯军司令部许可”和“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等字样。前3期名为《北支事变画报》，从第四期起改名为《支那事变画报》。第101期发行于日本昭和十六年12月8日（1941年12月8日）。

　　罗勇收藏的这套《支那事变画报》，是他花费约10万元委托日本友人从日本购回，虽历时70多年，但保存完好、内容完整、画面清晰。“正是最开始零星收集到的几本《支那事变画报》激起了我收藏中国抗战题材影像资料的兴趣。”罗勇说，在收集了全套《支那事变画报》后，他组织人员对图片内容按照地域进行了分类。记者看到，反映当时侵华日军在河南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图片就有几百幅，其中就包括固始、商城、濮阳、济源、开封、辉县、怀庆、郑州、信阳等河南多地的陷落。

　　《支那事变画报》里的大量图片和文字，都极力美化了当时侵华日军所谓的“强大”和“无敌”。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昔日炫耀侵华日军“不可一世”的《支那事变画报》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

　　罗勇还收藏了日军侵华时期一个名叫奥田中佐的日本军官在中国战场上的个人影集，这本影集是他花4万多元从东北购买的。“从拍摄的后勤供应、医院管理等内容看，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后勤军官。”罗勇说，其中有一幅照片最让他感到震惊。这是一张当时在武汉大学校园内拍摄的照片，内容是一个日本军官教一群日本护士练习射击。“原本是救死扶伤的护士，却在学习枪械、学习杀人，让人不可思议，日本军国主义真的违背人性。”

　　罗勇收藏的不光有日本人“自证”侵华罪行的证据，他还收藏有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影像，其中一本是国民党第三集团军郑州附近战役的影集，已经开了线的影集封面写有“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二月，孙桐萱敬制”字样。“这本影集共有75幅照片，拍摄的是孙桐萱部与日本鲤登少将部在郑州附近进行的一场战役后的战场情况，是在战役结束十几天后拍摄的”。

　　记者查询资料了解到，孙桐萱早年在冯玉祥部队第十六混成旅当学兵，1925年升任团长，1926年国民军五原誓师后，历任十五师、二十师师长、十二军军长。抗战时期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影集记录的那场战役，发生在1941年11月间，经过1个月的鏖战，中国军队最终取得了胜利，第三集团军毙敌6000余人，日军指挥官鲤登少将受伤，后不治身亡。

　　这本影集的收藏可谓一波三折。罗勇告诉记者，他第一次见到影集是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因为与河南有关，他就想拍下来带回河南，可最终喊到4万多元也没能拍下。“影集不止一本，第二次见到的影集因为品相不好，我没有拍”。第三次见到后，他势在必得，最终以将近10万元的价格将影集带回了河南。“不能用钱来衡量这些影像的价值，它们的社会价值远远大于它们的经济价值”。

　　“尽管当年的战火早已消散，但历史不能遗忘。”罗勇说，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从1937年的全面抗战到1945年日本签署投降书，中国用几千万军民的死伤换来了百年抗击外来入侵的第一次彻底胜利。值此全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他将自己保存多年的中日战争时期的照片、画报、新闻报道等影像资料公开，希望能让世人感受到影像记录下的真实历史带来的不一样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