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闽杰

　　投笔从戎

　　五、投笔从戎

　　关于袁世凯出走登州的事情，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说其值得研究是因为以往的各种著作中分歧很大，真伪混杂。其一，袁世凯出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其二，袁世凯是从哪里到登州去的？

　　如果把很多传记和史料归纳起来，他们认为袁世凯出走的原因无外乎有两个——“被逼出走说”和“科举失利说”。

　　“被逼出走说”，最早应该是出于张謇的自订年谱。由于手头能找到的资料有限，我没有查到这本年谱，只是在刘厚生先生著的《张謇传记》里看到了转述：“年谱续称，积忤族里，众欲苦之，故挈其父旧部数十人赴吴公。” 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首先，四世同堂的袁家分爨后，袁世凯就带着牛太夫人等众女眷移居淮阳县城，远离项城，没有机会再陷进家族矛盾的是非之中；其次，以袁世凯桀骜不驯的性格和豪侠仗义的为人，断不致如此不敢面对矛盾，仅因“众欲苦之”就抛下妻儿老母，踽踽独行，远避他乡。

　　袁世凯入庆军初期，吴长庆安排其跟随张謇学习八股制艺，所以，两人有过师徒间的辈分差异。赴朝前期，张謇因欣赏袁世凯办事能力，曾向吴长庆举荐，说明两人关系尚可。但后来，吴长庆因山东、朝鲜防务和李鸿章意见相左，两个同乡结下梁子，李鸿章便想方设法排挤、打压吴长庆，致吴长庆在金州任上郁郁而终。张謇作为最受吴长庆厚爱的幕僚，很替吴长庆愤愤不平。以他当时的资历当然奈何不了李鸿章，但袁世凯千方百计交结李鸿章，并为李鸿章赏识，张謇是知道的，所以，他决定拿袁世凯说事。张謇联合几个旧时幕僚，自己亲自捉笔，以联名公开信的方式将袁世凯骂了个狗血喷头，袁世凯被描绘成一个忘恩负义、曹操似的白脸奸雄。袁世凯选择了以沉默对待诋毁、让时间消弭一切恩怨的策略，但内心愤怒是一定有的，两人因此绝交十年。他们这段恩怨，且在以后的章节中再作介绍。但作为一对冤家，张謇对青年时期的袁世凯没有什么好感完全可以理解，自订年谱中有上述对袁不利的臆断亦属正常。

　　“科举失败说”，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袁世凯因为不学无术导致乡试失败，就发誓永远远离科举，所以才出走登州，投军钻营。这种说法听似有几分道理，但其实并不全面。他们判断的基础是：科举，和从军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这显然没有道理。

　　随军读书，不误科举，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当年，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增援，庐江城破，吴长庆的父亲吴廷香战死。事后，袁甲三力劝到营中求援的吴长庆留在自己营中读书，以补自己愧疚之情，但被吴长庆坚定地拒绝了。且张謇自己就是一边在军中作幕，一边读书备考的典型例子。怎么到袁世凯，投笔从军就成为逃避科举的理由了呢？张謇家世寒微，上几代没有出过读书之人，晚清时期这种情况叫“冷籍”，其家中子弟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张謇的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让张謇认如皋一张姓人家为同族，去如皋顶籍参加考试。张謇一举而中秀才，如皋张家从此狮子大张口，不断敲诈张謇父子，几乎致原本相对殷实的张謇家破产。张謇同父异母的哥哥大为不满，提出分家，并由张謇独自承担因此产生的大额债务。尚未立业已债台高筑，迫于生计，张謇初入孙云锦幕，后被吴长庆招揽，以薪酬贴补家用。吴长庆对张謇极为倚重，专门为其结茅庐三间，作为读书治事之所，并命其次子吴保初，从謇受业。所以，从军和读书备考并不矛盾。

　　袁世凯到登州后，吴长庆明确安排袁世凯和次子吴保初一起读书，由张謇教授八股制艺，由朱铭盘教诗韵。综上所述，我认为袁世凯的出走，主要出于生计，而非其他。这个问题的主要观点已经在上一节表述清楚，这里就不再赘述。

　　在没有看到袁静雪的回忆录时，我一直相信《容庵弟子记》的说法：“袁世凯乡试失败后，怒烧诗稿，从陈州直接出走登州。”等看到袁静雪的回忆录——《我的父亲袁世凯》后，我开始感觉到过去的想法有点问题。袁静雪是朝鲜金氏所生，袁世凯的第三个女儿，与袁克文系同母兄妹，深得袁世凯的宠爱。她在家族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所以她的回忆录有很高的可信度。而且读过之后，过去一直很模糊的几个问题也随之清晰起来，如大姨太沈氏何时何处与袁世凯结识，以及袁世凯与阮忠枢、李莲英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立时变得非常明了。袁世凯出走并非直接从陈州老家，也不是像《容庵弟子记》说的那样，一开始就像班超一样尽焚旧稿，慷慨激昂地立志从军。袁世凯先去了上海，再由上海去登州。

　　袁静雪这样写道——

　　“我父亲决定弃文就武，到山东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

　　“在此以前，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候，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他后来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人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说明，在他走了以后，她立即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成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以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我父亲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沈氏接了去，当他的大姨太太。”

　　“当我父亲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旅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相互结识。他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告诉了阮忠枢，阮忠枢又给了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投效吴长庆。那时候他已经22岁了。有的人（注：指《张謇年谱》记载）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自己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因而吴长庆对我父亲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我父亲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经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人，如果和他一道前行，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

　　从这些描述，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袁世凯的家境已经不是想象得那么好，已经到了需要别人接济的程度，也正好印证了他迫于生计而出走的观点；第二，袁世凯离家后的首选并非是要从军，而是在上海没有谋到出路的情况下，才无奈去登州投靠吴长庆，当了一名大头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