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陈海萍1921年出生在淮阳县一个古老的村镇——柳林寨。母亲的娘家陈氏家族，当年家业十分兴旺。外祖父陈兴观，是淮西有名的秀才，写得一笔好字。母亲六岁时就成为外祖父私塾里第一位女学生。母亲生来聪慧好学，在外祖父的严厉教育下，博览群书，练就了一笔秀气的字。

　　母亲十六岁时，陈氏家族出现了两大派系。母亲的堂兄陈殿毅在国民党将领傅作义部下当少校台长。大姐陈淑珍随姐丈薛朴若参加革命，都是共产党员。堂兄每次回家，都耀武扬威，成为整个柳林寨的传奇人物（解放北平时随军起义，“文革”后当选周口地区政协委员）。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姐丈薛朴若却有家不能归。

　　当时母亲正在项城水寨女中读书，大姨就让我的表哥、表姐隐姓埋名跟随她住在学校。为了不被汉奸发现，母亲被迫辍学，带着外甥外甥女，流落到外乡教书。

　　1945年，姨丈薛朴若任淮太西根据地行署专员，把母亲安排在行署秘书处当文书，从此母亲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她编写小报，印发传单，由于文笔流畅，才华出众，被誉为淮太一支笔。但是因家庭原因，母亲当时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成了她青年时代的一大遗憾。

　　1957年，全国性的“反右”开始了，母亲和父亲坎坷的历史背景让他们未能幸免于这次灾难，从此，母亲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苦难生活。那时母亲已有三个女儿，大的十二岁，小的才两岁。母亲被隔离审查，父亲也没了音信，十二岁的大姐跑到城外郊区菜地里捡青菜叶子、烂茄子煮熟喂养两个妹妹。

　　1958年2月，母亲和父亲被遣回父亲的老家密县纸房村。那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山村。为了生存，母亲给人家缝制衣服，整夜整夜地做。为了让大姐上初中，母亲抽空跑到西安卖黄表纸，来回一个礼拜，挣个块儿八角。三年自然灾害是全国人民的灾难时期，母亲就在这最困难的时期极不情愿地生下了我——她的第四个女儿，母亲的生活更艰辛了。为了活命，父母用独轮车推着四个女儿，在一天夜里偷偷离开了这个生活四年却没给父母带来任何欢乐的穷山村。

　　母亲带着我们一路乞讨，来到母亲的姥姥家淮西宋庄。她老人家在世时，曾救济过宋庄几家表亲，念旧情，他们接纳了我们，让我们一家六口暂住在生产队一间无门无窗、四面透风的破草屋里。安顿下来后，母亲领着大姐纺毛线，给别人织毛衣，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起色。母亲把二姐、三姐送到柳林小学读书。为了交学费，母亲领着大姐南集买、北集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母亲要强，和父亲感情破裂，二人于1964年办理了离婚手续。父亲独自一人回到了老家密县，母亲带着四个女儿生活。

　　母亲出生在书香门第，懂得知识的重要性，我六岁那年，母亲送我读小学。三个孩子的学费给母亲带来了更大的负担。她白天干农活，晚上带着三个姐姐推石磨，磨小麦面，直推到鸡叫二遍。天不亮母亲把磨成的白面背到集市上卖掉，剩下的麦麸拌上青菜为我们做饭吃。母亲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除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外，每天要写一张大字、一篇小字。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母亲一边纺棉纱，一边听我们背课文。简陋的茅草房，成了我们的课堂。

　　母亲在淮西宋庄生活了二十年，生活的艰辛，精神的折磨，政治的压力，像一套套沉重的枷锁。历次政治运动母亲都是批判对象。每次开完会回来，我们围在一起流泪，母亲就坚强地告诉我们：“别怕，妈死不了。天总有晴的时候。”

　　1978年12月，母亲接到太康县组织部寄来的平反复职通知书，老泪纵横。二十年的委屈与辛酸，二十年的困苦与磨难，坚强的母亲终于见到了晴天。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这是母亲复职后常说的一句话。她想极力弥补二十年失去的黄金岁月。1979年，她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国家档案局、省档案局都为她颁发了荣誉证书。1990年2月，年近七十岁的老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一生的夙愿，成为县社系统年龄最大的新党员。

　　母亲复职十年，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光荣离休后仍坚持上班，每天整理档案很晚才回家，从不讲报酬。一本本烫金的荣誉证书，就是单位同事和领导给予她高度赞誉的见证。

　　母亲八十岁那年，女儿及外孙们都来给她祝寿，她高兴至极，提笔写诗一首：“喜逢盛世庆八旬，欣然尔康过庚辰。龙腾九霄夕阳好，耳聪目明不让人。耄耋之年身犹健，百岁风光盼外孙。古云乏子难接代，吾谓一女值千金”，这也是母亲晚年生活充实畅快的写照。

　　2002年，操劳一生的母亲因肺心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按照母亲生前嘱咐，我们把她的灵柩送回柳林。孤独漂泊大半辈子的母亲，又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柳林寨。

　　母亲去了，但在她曾经生活了十几年的简朴房间和小院里，母亲的音容笑貌无时不在。母亲去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勤俭持家，严厉教子，自强自立的高贵品质；永远不会忘记她渴求进步，坦荡无私的道德风范；永远不会忘记她坎坷不停步，逆境不低头，男子汉一样的豁达与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