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在谈论周口作家刘庆邦的小说时，如是说：“一个作家的精神必须有所依托，才能不断释放能量。这么多年，刘庆邦一直在挖家乡这座富矿，家乡早已经是刘庆邦小说精神的安放地。因此，我把这些刘庆邦以家乡为背景的小说看做是刘庆邦的精神还乡”。其实不只是刘庆邦，故乡周口可以说是“周口作家群”几乎所有作家“精神的安放地”，而他们创作的乡土小说，也都可看做是他们的“精神还乡”。
“周口作家群”很多作家都在“挖家乡这座富矿”，致力于“乡土叙事”，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何向阳说：“关注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一直以来，从鲁迅、赵树理、孙犁、柳青、浩然到高晓声至今，已成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涵，准确把握不断深化的农村改革进程中的农村生态与农民心态，以为一种文明的发展演进做真实热切的录记，更是一批新时期作家自觉的文化使命”。但正如亚历山大·罗伯逊所指出的，“现代化最大的讽刺之一就是，尽管‘农民’不与我们自身发生联系就没有意义，我们却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他们”。可见，真实热切的把握与录记乡土生活形态和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周口作家群”却有着“得地独厚”的优势，他们大多出身农家，对农村生活，对农民的思想情感极为熟稔，现在虽然在城市工作与生活，但依然对故乡情有独钟，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时，必然要着力表现他们最熟悉最感到亲切的乡土生活形态，把“准确把握不断深化的农村改革进程中的农村生态与农民心态”，作为“自觉的文化使命”，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以豫东农村为背景，展示普通农民生存景观的乡土小说，以此来抵达自己的“精神还乡”之旅，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宝库。
丁帆教授说，出身乡土的作家，“只有当他们在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重返‘精神故乡’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反差中找到其描写的视点”。刘庆邦也说：“一个人只有离开原地，才能和过去的生活拉开距离，才能回望，并形成回忆状态。而文学创作就是一种回忆状态”。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的强烈反差与对比，引发了“周口作家群”对乡村、农民与乡土文化的深刻思考，也让他们找到了创作的“视点”，那就是通过“精神还乡”，即“回望”与描写乡土生活形态，创作一篇又一篇厚重而独特的乡土小说，来将自己的深刻思考与人生感悟艺术地传达出来。
对于“周口作家群”来说，周口不仅仅是他们的籍贯，更是他们精神的故乡、生命的故乡和文学的故乡。“周口作家群”描绘乡土生活形态，表现“乡土情结”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他们对故乡生活的童年记忆。青年批评家谢有顺博士说：“最动人的文学书写，应该和作家的童年记忆有关。童年记忆往往是一个作家写作的原始起点。在中国，多数作家的童年都生活在乡村，这本来是一段绚丽的记忆，可以为作家提供无穷的素材，也可以为作家敞开观察中国的独特视角——毕竟，真正的中国，总是更接近乡村的”。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经验对艺术家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表现艺术所传达的深刻体验，主要来自它对遥远的、记不清的童年时代的某些经验的触动。谈到童年经验对于作家的重要性时，美国作家凯瑟说：“8岁到15岁是一个作家一生的个性形成时期，这个时期他不自觉地收集艺术的材料，他成熟之后可能积累许许多多有趣而生动的印象，但是形成创作主题的材料却是在15岁以前获得的”。可以说，“周口作家群”的大多数作家，15岁以前大都是在家乡农村度过的，乡土生活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在潜意识中成为他们后来“创作主题的材料”。
所以，“周口作家群”的小说文本中，人物活动的舞台大都是作者的家乡豫东周口农村。比如宫林的小说大都以故乡——周口项城市农村小镇为精神场域，在小说文本中，或者化为坞坡镇，如《点晕》、《马年马月》等；或者化为张家镇，如《大雾弥漫》、《大雪无边》等。墨白与李乃庆，则以故乡——周口淮阳县新站镇作为原型，在其小说文本中虚构了一个“颍河镇”。墨白甚至在其小说《黑房间》里曾画过一张颍河镇的方位图，从图上可以看出颍河镇就是新站镇。而张运祥小说的背景则放在了沙河沿线的沙河镇，如《奔跑》等。
就如英国作家哈代最重要的小说都以威塞克斯农村为背景，被称之为“威塞克斯小说”，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绝大部分小说都以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鲁迅笔下人物活动的舞台大多是鲁镇，沈从文小说重点建构湘西世界一样，宫林、墨白、李乃庆、张运祥等周口作家，在小说中反复书写坞坡镇、张家镇、颍河镇、沙河镇等故乡小镇的农村生活，借以表达他们的“乡土情结”。新批评告诉我们，象征和隐喻的创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复，重复的意象无形中就生出了内蕴。对坞坡镇、张家镇、颍河镇、沙河镇等的反复书写，使这些农村小镇不仅成为宫林、墨白、李乃庆、张运祥等的小说“创作主题的材料”与叙述结构的主体内容，还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叙事的功能。在他们的小说中，这些农村小镇甚至不是背景、不是对象，它本身就是命运，就是主角，从而成为小说文本的重要意象，具有象征和隐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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