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朝鲜

　　五、崭露头角

　　1882年8月12日（旧历六月二十九），花房义质公使，在日本陆海军的护卫下，气势汹汹地抵达仁川。“日舶小轮船曳带舢板，载兵登岸，络属不绝。”①“计二日间，日兵起岸者，已七八百名。”到8月14日，“日舶之在汉江者，已六艘，声势矣张，往来舢板梭织，港内喧哗达旦。”一时间，战争阴云密布汉江两岸，朝鲜上下人心惶惶。

　　8月16日，花房公使，拒绝各方劝阻，执意带兵前往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官民更加紧张。一向主张对日持强硬态度的大院君也一下子慌了神，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他急命赵宁夏、金宏集从仁川遄谒马建忠，呈上鸡毛信，请求马建忠“速赴汉城，借资镇摄，兼图把晤。”大清政府前期对朝鲜兵变的应对是迟缓的，远比日本落后，就无形中使朝鲜政府承担了来自日本方面更大的压力。笔谈中，鱼允中曾向马建忠报告，“汉城民情惶惧，群走山谷，逵市为空。过仁川，见日兵执豕攘鸡，闾阎惊忧，而来苏之望，咸翘首王师焉。”大清政府的援军成为朝鲜抗拒日本入侵，保全国家存在的唯一希望和寄托。

　　8月20日清军抵达仁川海域，朝鲜政府、军民及中国留守人员无不欢欣鼓舞。“初七日八点钟，了望者报有烟起立岐岛外，急登高瞩之，见轮舶五艘自西而来，兵弁皆相视色喜。九点二刻，首威远、次日新、次泰安、次镇东、次拱北，衔尾而至……知吴军门已至，即刺舢板往谒。”

　　在威远号上会合后，马建忠向吴长庆通报了朝鲜近期局势发展。花房已入汉城多日，尚不清楚日韩在京城交涉情况如何，加之大院君一再催促，马建忠主动请缨，自己要求即刻出发前往汉城，吴长庆率领大军随后跟进。吴长庆命吴兆有率领部队跟随马建忠急速赴汉城，以壮声势。下午四点，马建忠偕幕僚吕增祥“驾小艇乘潮至马山浦。五点二刻，望见舢舨十只，满载我军士，以小轮船二艘曳着，鱼贯而来，登岸已七点钟矣。”

　　吴长庆命令黎明时分部队全体登陆，一名队官“奉命后，言兵士因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长庆大怒，下令即刻将该军官撤职，交均发出看管。命袁世凯代理该营营长，兼先锋队，并给与令箭，谓如有不服命令者，即行正法。世凯奉命后，即刻部署，两小时内，完全就绪，向长官复命。长庆对众大家夸奖。”②

　　上述事件和下面的一个故事，被完整地记录在《张謇传记》中，作者刘厚生对袁世凯极有成见，但他治学严谨，秉笔直书，所以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刘厚生著作中的史料多源于张謇口述，所以这个故事应出自张謇之口。刘厚生在文后也确实对这一点做了专门的交代。“以上叙述袁世凯初次露脸的情形，都是根据张謇的口述，非特官私文书所未载，即张謇之子孝若，编辑其父遗稿，亦不知有此一段故事也。”③但刘先生的此段表述也有一个很大的疏忽，这里不得不作些考究，尽管有些繁琐，但对还原历史真相还是很有必要的。

　　清朝军制中，并没有营长一职。“营”下设“队”（即常说的“哨”），营的统领叫管带，队的统领叫“队官”。如前节所述，吴长庆赴朝时，北洋水师运力有限，需调用南洋水师的军舰运兵，所以他第一批出发时只带了两营四哨。两营分别是：右营，管带吴兆有；后营，管带张光前。从史料看，吴、张两个人都没有被撤职的记载，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违背军令的应该是统领一哨人马的“队官”。所以，袁世凯代理的应该是队官，统领的也只是一哨人马。袁世凯真正成为管带，是在吴长庆离开朝鲜，移防金州的时候，那是后话。

　　下面，我将继续引用《张謇传记》中的原文，而不加任何个人臆断地向各位讲述之后发生的故事。

　　“次日黎明，袁世凯率兵登陆先发，吴长庆和张謇率全部在后。约行五十里，见世凯骑马，迎于道旁。报告前锋已离此十里扎营，本人乘马，来此迎候，请大军在此住宿，一切皆已布置就绪。长庆见其指挥若定，很似老于军务的人，大喜过望，回顾张謇说：‘慰亭真不错，不负张先生识拔，我应向张先生道谢。’世凯听到长庆之言，顿时领悟他得到做先锋官，是张謇所密保。连忙向长庆请安，口称：‘谢大帅的栽培。’回头又向张謇请安，口称：‘谢老师的提拔。’张謇觉得不好意思，连忙说：‘这是大帅对你的特识，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帅，多多为国家出力。’世凯连称是是。”④

　　马建忠在其《东行三录》中记载的另一件事，十分耐人寻味。他似乎在告诉我们：成功不只因为你能做到有备而来，关键时刻，成功者还需要有一种精神，一种“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庆军中的绝大多数老军官们，似乎早已失却了这种精神，而暮气沉沉。这也是袁世凯能在朝鲜很快脱颖而出的外部因素之一。

　　晚上七点，马建忠和吴兆有的先头部队登陆完毕。吴兆有以“曛黑难进”为由，拒绝赶夜路，而命令部队就地在浦口安营驻扎。大院君不谙外交，一味采取强硬态度顽固排日，而日本花房公使已经进驻汉城多日，情况不明，马建忠“以王京事急”，不得安卧，遂率众策马夜行，打着火把，在幽谷茂林间疾行五十里，凌晨“十二点钟抵南阳府署。”与留在那里的朝臣赵宁夏，“谈至漏四下，乃寝。”

　　次日上午九点多，右营部分军士赶到南阳府。不久大院君的信使亦赶到南阳府，再次带来函札和口信，日朝交涉已进入胶着状态。花房义质态度蛮横地向朝鲜政府提出七条谈判条款，并限定朝鲜政府在三日内必须给出答复。大院君将日本所列七项条款誊抄送交马建忠，并“请（他）速赴王京排解”。吴兆有本人带部分人员，中午时分才赶到南阳府。马建忠立即找到吴兆有协商：建议部队当天赶到水原，这样第二天就能到达汉城。吴兆有“坚执不可，盛气而去。”马建忠震惊之余，派人追去打探情况，原来吴兆有因为部队很多人在行军中中暑，而不愿继续急行军。既然令不动眼前的管带，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入汉城终恐为人所轻”，马建忠只好在南阳府署再驻一夜，等待吴长庆的大部队到来。

　　次日八点钟，吴长庆书信到达，称“右军兵弁病滞，另派后营管带张仲明（张光前，字仲明）协戎率队前来，相偕遄进。”张光前率部赶到后，马建忠与张协商，决定精选“筒枪队二百名，轻装疾走，期翌夕必抵汉城。”然时机已经错过。第二天，马、张二人带人疾奔遄行，到达水原东二十里时，与大院君的信使中途相遇，从大院君信中，马、张得知：由于日方提出的三天期限届满，朝方未作答复，花房已经准备在杨花津渡汉江，返回仁川，“其意盖存决裂”。马建忠立即吩咐赵宁夏派快马前去打探情况，花房义质已经渡江，赶往仁川军中。

　　朝日交涉已成决裂之势，和平的机会似乎已飘然而去，战争一触即发。（未完待续）

　　注：

　　①马建忠著，《东行三录》。本小节中引述，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东行三录》

　　②刘厚生著，《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出版，1985年第一版，第8页

　　③同上，第9页

　　④同上，第8页